排除非法证据 核心在权力制约

在权力制约议题之中，除了执法系统内部制约体制的检修，检察权的独立性也必须高度重视，才能将非法证据采用率降至最低。

为保证人民检察院正确贯彻执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修改后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规则对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操作程序作了规定，对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中其他“非法方法”作了界定。同时，规则还规定了排除非法证据的效力。

采用刑讯逼供、暴力、威胁、引诱、欺骗等手段获取的言词，本为追求实体公正而牺牲程序公正，结果往往是两者俱失，程序不能保障，实体无从谈起，成了制造冤假错案的温床，与人类社会追求的法治文明背道而驰。对非法证据排除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法律界与社会早有共识，并诉之规章，《宪法》与《刑事诉讼法》皆明确，“以严重侵犯公民权利方式取得的证据，不能采纳为定案的根据”。新的刑诉法更进一步明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甚至还专门出台过《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然而，知易行难，个别地方刑讯逼供观念根深蒂固，非法取证现象屡禁不止，冤假错案时有发生。

言之凿凿的明规则得不到应有的尊重，非法获得证据的潜规则仍然暗流汹涌，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重实体轻程序、重结果轻过程、重目的轻手段，是一种恶习。只要尽快破案，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还受害者一个说法，就算大功告成，立功受奖，很少人会对办案过程的程序正义、证据合法性进行严格的拷问；办案人员或不愿意投入精力，或侦查能力不足，而过多依赖“由供到证”的传统侦查模式，千方百计避开监督，赤膊上阵搞逼供，非法获取证据。

我国的司法制度设计，也考虑到这一层，赋予了检察机关侦查监督职能。当证据的合法性在法庭上已受到辩护方质疑时，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有权调查侦查人员的侦查行为是否依法进行，并对非法证据进行否决。然而，长期实践形成“公、检、法一家亲”甚至“公”在“检”上的现实，在一定程度上虚化了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削减了制度效能。

今次修改《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强调了犯罪嫌疑人的委托辩护权、辩护律师会见权、辩护人阅卷权等，并规定对讯问过程实行全程录音、录像，公诉人可以提请法庭当庭播放相关时段的讯问录音、录像等，可在一定程度上保障犯罪嫌疑人在讯问中的合法权益和诉讼权利，有助于非法证据的排除。种子无疑是良种，能否顺利开花结果，没人敢打保票，因为相关表述并非第一次见诸法律法规中。排除非法证据，除了纸面上的规程，更关键一票在于权力制约，让侦查人员的一举一动都受到有效的监督，使之无法走捷径，以非法手段获取证据。否则，再多规定也动不了死脑筋，改不了老习惯。

在权力制约议题之中，除了执法系统内部制约体制的检修，检察权的独立性也必须高度重视，才能将非法证据采用率降至最低。检察权的独立性表现在两个方面，外在独立性要求检察机关及其检察官办理案件时只服从法律，不受其他机关和个人的非法干涉；内在独立性则要求实行主诉检察官制度，实行办案检察官个人负责制，而非听从行政命令。综合治理，合力围剿，才有可能让非法证据无处藏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