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聚改革劳教的共识

推动劳教改革固然不应停步，现实中的劳教滥用也同样不容忽视。

任建宇被劳教案还在公共舆论平台的热议之中，赵梅福被劳教案又因“微博救母事件”而广为人知。北理工研究生郭大军的母亲赵梅福来北京看望儿子，却被兰州警方遣送回老家。随后家里接到了她被劳教一年的处罚通知书，原因是她有20多年上访的“黑底儿”。

“微博救母”备受关注，当然不仅仅是饱受质疑的劳教制度，还有“新时代的沉香救母”之舆论标签。在社交网络，“微博救母”的传播“卖点”真的得到了公众的关注，使这位被劳教的母亲有了更大的纠错机遇。这很可能是赵案之幸，但却很难说是制度之幸。

回顾近期一些已得到纠正的劳教个案，多数都经历了知名律师参与、意见领袖关注、媒体及网民广泛介入等非常规的救济方法。这更让我们忧心，还有多少宗类似的案件，由于没有知名律师的参与，也没有意见领袖的转发，更没有媒体的广泛报道，而沉默在浩瀚的劳教卷宗里，最终落入历史的尘埃。

首例“微博救母”还能吸引舆论的关注，第二例、第三例、第N例“微博救母”也许就会让网友“审丑疲劳”，从而失去了转发甚至围观的兴趣。个案纠错终究要回到制度，也只有制度化的正义才合乎公众的最大期待。

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姜伟曾公开透露，“改革劳动教养制度已经形成社会共识，相关部门做了大量的调研论证工作，广泛听取了专家学者和人大代表的意见和建议，正在研究具体的改革方案。”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于“改革劳动教养”的社会共识之上，继续凝聚“如何改革”的共识，并将这些共识转化为具体的法律。

推动劳教改革固然不应停步，现实中的劳教滥用也同样不容忽视。一个过渡期的建议是，在劳教制度未改革之前，一方面，是否应由相关部门对重要地区、重点领域展开一次执法大检查，以便主动发现错误及时纠正错误；另一方面，各地劳教机构能否因应劳教变革的大环境，而尽可能慎用、甚至不用劳教制度。当然，对劳教改革的着力推动仍是第一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