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爱教基地”还是“烟草马甲”？

中国烟草博物馆网站近日刊登一条新闻：《烟博馆获（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先进单位殊荣》。烟草博物馆也能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让人大跌眼镜，并引发专家质疑和各界争论。中国控烟协会日前也已经向上海发函，要求取消该称号。（8月22日《新京报》）

犹记得，若干年前一条“爱我中华”的广告语，着实曾在诸多宣传媒介上嚷嚷不休，且为烟草制品的软性促销立下了汗马功劳。现如今，公众对烟草宣传的“擦边球”广告不再熟视无睹，相关监管控制也更加严密，却不料仍应严防“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烟草博物馆挂上“爱教基地”的荣誉牌，未必不是一种隐匿更深、效果更强的烟草宣传“新马甲”。

烟草业的“发展壮大”，无疑是一种不容乐观的特殊存在。即便其披着“税收”可观、“巨献”突出的华丽外衣，吸烟的严重危害却已是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共识。而此次，中国控烟协会之所以十分敏感于烟博馆成了“爱教基地”，是因为这类场所宣传烟草业带来的收入、宣传伟人和名人吸烟，而对烟草危害少有提及；同时，许多青少年前去烟博馆参观，潜移默化之下，很容易会造成引导青少年吸烟的恶果。

通过建造博物馆的方式，来展示烟草产业或烟草文化的成长发展史，要说也合情合理、无可厚非。但是，这种产业成就的渲染，这种文化意识的熏陶，因着烟草本身的特殊命题，显然不能跟其他类型的宣传教育，有意无意地相提并论、混为一谈。否则，就很难说是一种纯粹的“自博自乐”、“自博自思”，倒可能是骨子里就琢磨和寻思着如何规避现实、挣脱束缚，“独辟蹊径”地去谋求开辟烟草宣传的“新阵地”了。

关于教育、灌输和引导，似乎很多方面都追崇一种“从娃娃抓起”、“从年轻人抓起”的基础竞争。这次中国烟草博物馆虽是缘于获得“爱教基地”荣誉，才引得专家及公众的聚焦热议，可事实上，得此“殊荣”之前，它还挂上了“上海市科普教育基地”、“上海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单位”等诸多牌匾。且不说这是不是如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郑频频教授所言，此乃“烟草业假科普、未成年人教育和爱国主义之名，行烟草营销之实”，至少提示和警醒了我们：这种“算计式教化”的隐忧，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无中生有。

值得欣慰的是，近些年来，民众的集体控烟意识已在不断提升。不管是烟草与“慈善爱心”联姻，或者是烟草同“爱教基地”结盟，只要控烟机构一有反应，社会舆论总能闻风而动、默契“联手”。毫无疑问，比起中国控烟协会向上海发函，要求取消烟博馆的“爱教基地”称号一事，这种“全民控烟”风气的逐渐形成和稳固，显然更属可贵，更值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