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可以被划线吗？

武汉被列为“1.5线城市”，仲量联行的一份报告这样“定位”。

仲量联行是一家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房地产投资管理公司，它对中国城市的分级，因此更像是一份投资参考。类似于商人们把商品及其对应的人群，分为低端、中低端和高端，标上高低不同的价格。术语上，这也许叫做市场细分。

照例地，这种城市分级引起议论。在武汉，认可与不认可的都有；在外地，也是如此。我见到同为“1.5线”的某个北方城市，当地的报纸做了很大一篇落地报道，显示着自己的发展成就，如何与离一线仅差“0.5线”距离的匹配，并不失时机地展示自己更大的追求。

有没有不想升“线”的城市呢？很可以说没有。二线三线四线不仅是一件丢面子的事情，而且它意味着市场的选择，意味着投资者的青睐。这常常是被放在城市发展的优先位置的。一种房地产的投资参考，就是这样标示了城市的外部定位与自我定位。

武汉是“1.5线”城市吗？武汉到底是几线城市？多年来，这类问题在现实中和网络上，总能激起人们辩论的热情。人们确实在“划线”的框架中争论，也确实在这个框架中作出理解和判断。比如说，“庞大而昂贵的市政建设计划”，似乎只有一线城市才有资格去做，非一线的城市大约只有“跟风”、“跃进”、“躁动”的份。

再比如说，城市渍水，或者城市照片中的某处简陋一瞥，中国城市的共性问题，非一线的被凸显和放大，一线的则有意无意的被遮蔽。这就是说，人们的信息选择以及隐含的价值断定，都在配合着城市分级的需要，印证着城市划线的正确。

中国曾有“三线建设”时期，城市处于不同的线，是出于国防安全的考量。城市划线，借用了国防军事词汇，而转换成了经济和商业概念，目前它又从经济领域进入到社会领域，成为一个社会词语。

我们在划线以及关于划线的种种讨论中可以看到，经济概念是如何支配了社会意识、社会行为和社会价值判断，以至于人们是如何自觉地在一种经济（或商业）预设中来产生问题感和讨论问题。

一二三线的划分，某种程度上相当于一种城市排名。城市排名所在多有，各种各样的都有，比如城市宜居、城市管理、行政效率、空气质量、投资环境等等。它们大多不是目测或观感，而是有细致的指标体系和统计流程。如此之多的城市排名、分类或定级，真正能持久而广泛地被人们谈论的，其实有两个，一是GDP排名，另外就是这种一二三线的划分。

我想，这确实印证着，经济在主导着社会，主导着城市，主导着中国。这也是经济概念何以能够社会化，具备“正确性”，支配社会意识的原因。

说回到武汉。武汉在全国城市里的位置，应该有GDP或者划线之外的视角。

比如说，武汉自近代以来长期是举足轻重的城市，不是因为如那份“1.5线城市”报告里所列举的，如GDP、人均可支配收入、存款储蓄、固定资产投资等指标——我甚至怀疑在“驾乎津门、直追沪上”的时代，这些指标是否被发明了出来，是否有统计的技术可能性，而是因为，武汉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是一个不可忽视、不可绕过、不可低估的巨大存在。

比如说，在投资者、房产商或市场的选择之外，还有民众的选择，生活的选择……它们同样是，也许是更重要的，中国城市的定位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