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胜利的“贵人”应该是法律

而最后一名犯罪嫌疑人王海宇虽然就在警察们的眼皮子底下，尽管关于她伪装怀孕、依然在单位拿工资的证据言之凿凿，仍然“无法”归案。无法归案不是因为没有法律保障，而是因为有人给正常的司法程序设置障碍。

其实，类似李胜利这样的案件还有很多，1996年，呼和浩特第一毛纺厂一厕所内一名女子被奸杀。同年6月，呼格吉勒图被作为凶手并被执行了死刑。9年后，真凶现身，冤情至今未昭雪，涉案的相关责任人也未必追究刑责和党纪政纪处分。

现实中，还有很多案情无法得到申诉与重新审理的机会。家属还像影视剧中盼望青天大老爷一样在盼望有“贵人”出现，帮助受到冤屈的人们洗掉陈冤。其实，所谓的“贵人”是对司法审判的最大嘲讽，是对越权、特权思想的歌功颂德。

期待贵人的出现，实际上是在期待一种特权对另一种特权的驯服与治理。说到底，公民的“贵人”应该是法律，而不是哪个偶然中撞到的谁谁谁。换句话说，倘若从公安机关调查、检察机关批捕、法院审理每一个阶段都能够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人们还会如此期待“贵人”出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