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遗憾的是，在目前的态势下，第三类问题似乎主导了公众和媒体的关注，反而屏蔽或弱化了第一、二类问题的重要性及其解决的讨论”。

撇开《法制日报》文章不提，笔者通过对一系列“被精神病” 事件的考察发现: 媒体的报道、评论虽较为客观、理性、公正；但论题过分聚焦于“被精神病”个案；而对我国精神病患者、精神卫生知识等的关注与报道明显偏少与不足。社会不止需要“被精神病”的信息，我们需要更多的知识与信息。正如5月12日的南都社论所说，我们需要救赎的何止精神病诊治领域。

笔者以为，公众和媒体应适度介入“被精神病”舆论。媒体应该反思的是，媒体除了在徐武“被精神病”等极端个案中发挥舆论监督或环境监测的功能外，是否确保了自己的言论是冷静、客观、中立同时也是适宜的？

媒体及公众是否应对“被精神病”这一舆论做出适度的反思？李普曼说“我们的公众舆论是间歇性的同各种情结发生着联系，同经济利益、个人仇恨、种族偏见、阶级感情等联系在一起，它们以各种方式歪曲着我们的想法和我们的言谈举止”，此当引起我们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