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当两院院士的事近来又为人们热议。其实，与此同时许多院士成为官员的事同样值得关注。

对于这些现象，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大概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和不少人一样，认为大量官员院士和院士官员的存在，并不正常。因为，做学问毕竟是需要坐冷板凳的，假如有太多的院士为过多的党政事务分心，恐怕作为院士群体今后是难以作出很多新学问和大学问来的。而假如大多数院士官员一心扑在科研上，恐怕他在那个官位上也很难称职，难免误事。假如有人把这两样都做好了，除非他是超人，不用多久他的身体怕也会撑不住的。

造成院士中官员人数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有两种，一种是学而优则仕的结果，也就是说这些成为官员的人原来是有学术成就的。这里又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这些年来，各级党政机构重视科技人才的使用，一些学养较高的科技人才被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成为官员。二是一些在科研学术领域取得了一定成果的专家学者经受不住各种诱惑，热衷于往领导岗位挤，从而进入了官场。有学问的人当官的多了，本来不是什么坏事，总比不学无术的人占着官位要好。问题是这些有学问的人当官他首先必须得有党政事务管理能力，而事实上并不是所有会做学问的人都会当官。即使有些做学问的人会当官，还得权衡这个人才究竟是当科学家还是当官对社会的贡献更大，有些科技人才的作用是其他人难以替代的，而那个官职却往往并非只有他才当得了。人才的错位使用同样也是人才的一大浪费，是必须尽量避免的。院士中官员多还有一种情况，即仕而优则学的结果，一个人当了官，或者他有一定的做学问的底子，或者虽然并没有多少做学问的基础，但他有可能通过权力的影响，组织一些人帮着他做学问，这就出现了一些官员依靠他人或某一群体的力量为他做学问，使他在学术上知名度不断攀升，从而成为学界名流，并得以跻身院士遴选对象队伍。

中国人官本位意识根深蒂固。一些知识分子不顾尊严、放下身段，谋取一官半职的现象屡有所闻。连一些有相当学术造诣的专家学者都难以免俗。改变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意识，恐怕非一时半日就能做到，而且人各有志，目前也很难要求所有的科技人才都不往仕途上挤。然而，假如连国家顶尖级的科学家都难耐寂寞，热衷仕途，硬往官场钻，终归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一种悲哀。对于那些官瘾太大的人，可以通过改革两院制度，把他们礼请出两院。为了解决导向上的偏差，有必要改变现有的机制，大幅度提高国宝级专家学者的待遇，让他们不必再眼红官职，沉下心来做学问，搞科研。至于那些已经身在官场（包括某些国企高管）的人想挤进两院，似乎有必要对他们亮起红灯，因为，一旦官场的那套东西大量充斥两院这样的学术机构，两院的学术滑坡乃至学术腐败将难以避免，灾难性的后果将成为国家和民族难以承受之重。

院士是一个国家学术顶尖人才的身份证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王扬宗曾在论文中称，“1955年，中国科学院筹备学部时，之所以称学部委员而不是院士，就是因为考虑到院士的称号是很神圣的，必须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而我国科技水平还比较落后，学科发展参差不齐，如果为了需要在各个学科领域都搞出一批院士来，不仅难以服众，在国际上影响也不好。”院士的称号是神圣的，当一种神圣的称号被滥用的时候，它的贬值是不可避免的。但愿院士不要成为通货膨胀时的纸币，让国人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