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理阻碍公务人员执行公务，情节较轻者每人罚款200—300元”，“乱搞不正当的男女两性关系(指通奸)，各罚款1500元”，(调解)民事纠纷案一宗收费200元”……这些都是广东连南县香坪镇盘石村《村民公约》中的规定。该村村委会主任表示，村规是村干部管理村务的需要，不罚款，村规就会形容虚设。（4月27日《今日早报》）

盘石村这部《村民公约》共20条规定，其中涉及罚款或收费的就有16条，罚款金额5到5000元不等。通奸、偷盗、家禽吃别人家谷子等皆包含其中，内容十分详尽。别的不说，这偷盗犯的是国法，岂容村规来大事化小？而通奸乃私情，个人隐私岂能用村规来无限放大？

不可否认，村规在调解村民纠纷，改善民风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制定村规还需依托法律，落实村规更不能违背法律。村规既要维护广大村民的整体利益，也不能侵犯村民的个人权益。

连获金鸡奖、百花、华表等各项大奖的电影《被告山杠爷》，就是一个围绕国法与村规讲述的故事。影片的主人公山杠爷是一个小山村的最高领导人，他是如此解读国法和村规之间关系的：“国有国法，村有村规，如果把一个村子看成一个国家，村规就是国法”。在这样的观念下，他私拆村民信件；派民兵关押不交公粮的村民；当众打反对兴修水利村民的耳光，在山杠爷的眼里，这都是在为他们“好”，连被关被打的村民事后也都这么认为。慢慢地，村规就超越了国法，好心最终惹出了麻烦：一个不孝敬婆婆的媳妇被山杠爷游街示众后，羞辱难当，第二天吊死在山杠爷门前。法律无情，最终山杠爷为自己的“村规就是国法”论付出了失去自由的代价。

山杠爷的悲剧折射出农村治理的诸多问题，传统意识和现代观念的冲突，法律与人情界定，稍一疏忽，稍一越界，矛盾就激化了，局势就混乱了。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往往越是偏远，越是封闭的村庄，村规的内容越详尽，村规的作用越凸显。而在一些经济相对发达，信息相对畅通的村庄，村规村约的作用则不甚明显，因为村民只认国法不认村规。

说这些不是说农村不需要村规，或者把村规和封建族长制划等号。诸如因你家的牛吃我家的庄稼，你家的树长到了我家的地之类矛盾引起的小摩擦，还是需要调解为主，而村规就是调解的依据。但绝不是像盘石村这样收费调解纠纷，罚款改善民风。这种方式短期看效果明显，时间长了就可能走回封建族长制的老路，分化干群关系，这显然违背和谐社会的精神，也不能靠这样的村规来建设新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