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有望年内实现申领驾照时进行器官捐献意愿登记。届时，居民在申领驾照时将对万一遇到车祸等意外情况死亡后，是否愿意捐献自己的器官以及捐献何种器官作出选择。（4月25日《重庆晚报》）

“遗传、移植、微创”被称为当今医学界三大奇迹，其中，器官移植最为完整地实现了人类生命一次次高质量延续的梦想。然而，令人尴尬的是，尽管我国在器官移植技术领域已达到世界水平，但临床救治工作却遭遇供体严重不足的限制。据统计，目前中国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每年大概有150万人，其中只有约1万人能够做上手术，供求比例高达1:150。

与器官严重短缺同时并存的，是意外事故死亡造成的器官资源大量浪费。我国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已连续四年徘徊在10万人左右，大量宝贵的器官资源最终随着一缕青烟化为灰烬，令人一声叹息。在这一背景下，推行申领驾照时登记捐献意愿，彰显了政府之力推动器官移植事业的决心，也迈出了跟国际接轨的重要一步。目前，机动车驾驶员身后志愿捐献器官已成国际通行做法。在美国，截至2009年底，有28％的器官捐献者、30％的组织捐献者和38％的眼角膜捐献者都来自这些登记者。

不过，发达国家的经验能否成功复制，意愿登记制度能否给力我国器官捐献事业，前景并不容乐观。2010年3月起，我国在上海、天津等十个省市试点器官捐献体系，却不同程度遇冷。以南京为例，在试点的一年间没有实现一例自愿器官捐献。先不说登记成为捐献志愿者人数寥寥，即便生前本人同意捐献，也会在身后由于家属的阻扰等因素搁浅。有数据显示，在全国的遗体捐献登记者中，最终实现遗体捐献者的比例较小，仅占登记者的15%左右。

造成我国器官捐献滞后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而登记制度只是形式上的变化，其积极作用是有限的。就好像，打开一扇窗，并不见得一定会满目春光。要想推动驾驶员身后志愿捐献器官制度从梦想照进现实，功夫更在登记外，需要多管齐下为其保驾护航。

其一，赢得社会认同。首先是推动观念革新。自古以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观念根深蒂固。在面临死亡时，即便火葬也要以保留完整的身体为前提。因此有关部门要加大对人体器官捐献的宣传力度，用新观念来引导公众，以唤起人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公益意识；同时，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医务人员、公务员等群体应率先垂范，以榜样的力量感染和带动更多的人。其次，确保机制透明。器官捐献“无偿捐献、有偿使用”的特性，决定了其同无偿献血一样会遭到质疑。动辄数万到数十万的高额费用，到底医院有没有拿捐献者的爱心从中牟利？为此，应加强器官移植的监管，充分做到信息公开，让每一个环节置于社会监督下，从而打消公众的顾虑。

其二，完善法律体系。目前法律法规不完善，操作表述不清，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器官捐献事业。首先，我国至今还没有出台“脑死亡”标准，以至于眼睁睁看着人体内其他器官在心脏停止跳动后迅速衰竭，错过最佳捐献时间；同时，法律并未体现出对死者意愿的充分尊重，当遭遇“本人同意，家属反对”的矛盾时只好妥协让步，使得本来就有限的捐献意愿付之东流。当下，亟待以立法形式承认脑死亡的鉴定标准，确保器官供体质量和来源程序；同时，效仿美国等国家，明确规定以公民意愿为准线，任何外力阻挠均视为违法。若有意愿捐献的司机突发车祸抢救无效，医院可不需家属同意，直接进行器官捐献。

其三，建立补偿机制。器官捐献不仅涉及道德层面，而且事关利益层面，不能止于苦口婆心的说教，更应给予善举以适当补偿和奖励。这不是对器官捐献的赎买，而是体现对爱心的奖励和认同，与无偿自愿的捐献原则并不相违。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今年两会期间表示，我国正在制定措施对器官捐献者进行经济救助，包括减免医药费、子女上学费用的补偿等。愿相应的补偿机制能早日出炉，给器官捐献者以物质和道义上的慰藉。唯有让无力者有力，悲伤者前行，器官捐献的路才会越走越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