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办法》对信息公开责任进行了规定，如：“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开展对全国高等学校推进信息公开工作的监督检查。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工作的日常监督检查。高等学校主管部门应当将信息公开工作开展情况纳入高等学校领导干部考核内容。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高等学校应当将信息公开工作纳入干部岗位责任考核内容。”但问题是，如果上级领导部门不严格监督、学校领导不愿及时公开并对一些必须公开的项目遮遮掩掩，是否有办法强制高校公开？显然，在现实高等教育管理和大学内部治理中，不存在这种机制。说到底，在行政主导学校管理、决策的办学机制中，办学信息公开也受制于行政，这正是高校腐败高发的根源所在。

国外大学十分详尽地公开办学信息，不是因为学校领导愿意主动接受监督，而是管理制度令其不得不公开。学校校长由对大学理事会负责的校长遴选委员会选拔，校长必须对理事会负责，理事会成员除政府官员、立法机构人员和校长是当然理事外，其他教师代表、学生代表、校友代表和社会贤达都由选举产生，必须对师生、校友负责。也就是说，这种机制决定校长必须对师生负责，否则就难获信任。另外，学校财务运作及重大预算由大学理事会决定，校长只是负责执行，同时大学理事会往往引入第三方审计，学校领导不能自己说了算。

如果指望个别校长和少数职能部门的英明、自觉，只能让信息公开成为偶然事件。要让大学形成公开、透明的办学机制，应建立新型的政府和学校管理模式及学校内部管理制度。对此，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已明确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在笔者看来，这才是推进大学办学信息公开最根本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