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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条例瓶颈在“卖地财政”

青年时报：新拆迁条例久拖不决，以您看来，原因在哪里，或者说瓶颈在哪里？

张千帆：拆迁变法疑似搁浅并非中央不为，而实在是有难为之隐。在改革难度上，城市拆迁条例确实远超过收容遣送办法。如果说收容遣送只是为某些地方警察和收容所提供了敲诈被收容者的机会，那么现行征地拆迁体制则不仅为地方政府创造了滚滚不断的财政来源，以至土地财政成了税收之外的地方“二财政”，而且也为部分官员提供了大量灰色收入——总之，形成了强大的地方既得利益集团。拆迁变法要革除地方“二财政”的制度基础，无疑动了几乎每个地方政府的“奶酪”，因而地方阻力是收容遣送改革所不能比拟的。归根结底，变法阻力还是在于“钱的问题”没有解决。

这并不是说地方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一定有错，或所有的地方财政行为都是不正当的。且不说追求财政最大化是每个政府的天然倾向，设立地方政府的目的正在于为地方人民服务，而任何服务都是有成本的；如果政府不收钱，就无法维持自身的存在，更无力提供公共服务。如果地方开支确实为公共服务所需，没有用于贪污腐败、“三公”消费、楼堂馆所或冗员工资，而地方收入确实不能满足真实的地方需要，那么问题症结就不在于土地财政，而在于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配。如果是这种情况，而中央不帮助解决地方财政问题，那么拆迁变法就成了一场“零和游戏”：或者继续维持现有的非人性拆迁制度，或只是通过一部换汤不换药或徒有虚名、落不到实处的新法，地方征地拆迁依然我行我素；或者成功实现实质变法和有效削减土地财政的目标，但后果只能是进一步削弱已经严重不足的地方公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