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事看上去高级，其实是对高级事物的低级模仿。比如大专辩论会，并不是真正的辩论，而是绕口令比赛。又如排比句，貌似雄壮，一度也很流行，其实是一种低级的修辞手法，无非是廉价甚至卑劣感情的重复。你看这句：“市政府主要领导要求采取非常办法，非常措施，非常力度，非常政策，非常速度，限期完成银滩改造拆迁最后122户拆迁户签订协议工作。”(语出广西北海银都区《关于协助做好银滩改造拆迁户尽快签订协议工作的通知》)这样野蛮粗暴的修辞，不仅毒害了汉语，也毒害了我们生活其中的社会。

广西北海银海区下发的这道公文，是关于拆迁的官方文书的样板：“××系你的亲属(亲戚)，其至今没有签订拆迁协议，请你接到通知后于2009年3月12日上午前到银海区银滩改造拆迁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到，全脱产协助动员你的亲属(亲戚)尽快签订协议，直到完成任务为止。”这种语言霸道，没商量，不容抗拒，毫不掩饰通吃的态度。相比之下，白虎滩村村民的标语：“政府敢违法，我们敢拼命”，有理有节，有逻辑也有立场，十个字里包含了《诗经》名篇《硕鼠》的涵义，是民间语文的优秀代表。两者之间的对峙，是被滥用的公权力与“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宪法原则的对峙，是暴力与理性的对峙，也是愚昧与文明的对峙。它们的胜负只影响122户拆迁户的得失吗？我倒觉得关系公民社会的前景和自己的安危。

怎样看待拆迁，取决于我们追求什么样的未来。是在法治的框架下寻求经济增长和体制改革，还是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乃至生命，为了一个“崭新的中国”。江西抚州宜黄县委书记和县长因强拆导致自焚事件下台后，为他们辩护的声音已经对此作了描述：“每一个人都是强拆政策的受益者”——既然人人有份，强拆有何不可？按照作者“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的逻辑，自焚已经近乎咎由自取了。

这篇文章的立意让我想起海明威的一个故事。革命中，村民一齐动手，干掉了“反动分子”，人人手上都要见血，每个人都无权置身事外，去指责其他人冷酷血腥。

这逻辑不罕见。一面强调谁也不比谁干净，一面以大多数的幸福为号召，呼吁人们牺牲自我，自水泊梁山时代以来，差不多总能养活一批专门的号召家----尽管他们的号召和呼吁屡屡被证明是骗局，最终结果不过满足少数人的需要，大多数人沦为工具白白牺牲。责难拆迁户自私，不肯为了“公共利益”自我牺牲，只是号召家号召强拆的一贯说法。如果这里面有一点新意，只是没有把官员说成是自我牺牲的楷模和典范----很难说是号召家实事求是，只不过官员们的大房子常在网上曝光罢了。

当然，政府推动经济增长时，把官员塑造成道德模范毫无吸引力。“敢于做恶人”在如今的官僚体系里是不折不扣的褒奖。只要有“非常速度”，“非常办法，非常措施，非常力度，非常政策”皆无不可，这是酷吏频出的原因，也是自焚高发的原因，当然，也是号召家为宜黄的免职官员叫屈的原因。

广西北海市“主要领导”壮怀激烈，和江西抚州市坚称宜黄拆迁“全程没有违法违规行为”是一致的。在号召家们看来，有一批敢于做恶人的强力官员，予取予夺，建设一个更加“崭新的中国”，唯一的障碍，就是拆迁户捍卫私有财产和个人利益的决心了。

阿克顿曾说，官僚主义的目的是“不断发明新的干涉人民生活的方式，为官僚提供更多的工作，从而使人民更完全地永远服从其统治”。我不知道强拆算不算干涉人民生活的方式之一。官僚主导社会的问题，不只是政府服务民众时效率低下，更是因为他们强制拆迁时效率太高。温总理接受美国CNN记者采访时说，经济增长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和官僚工作内容失衡一定很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