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北京广播电视大学（下简称北京电大）50余分校、工作站正在进行统一的期末考试。昨日，记者暗访中国人民银行电化教育中心教学点（下简称人行教学点），发现数百名学生存在作弊情况，但监考老师熟视无睹。（7月11日《新京报》）

如果我估计不错的话，咱中国应该是世界第一大抄袭大国和作弊大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咱中国人反对抄袭的呼声也特别高，在世界上恐怕也属一属二。近日来，国人在汪晖及朱学勤“抄袭门”和唐骏“学历门”的事情上闹腾得特别起劲，尤其那个叫什么“方舟子”的人，自命为“学术打假专业户”，没事找事，哗众取宠，虽然制造出了一些轰动效应，其实却并没有打着中国学术造假的七寸，反而将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了枝枝节节，无关痛痒的地方去了，对于改变当前中国的各种不良社会现状几乎起不到任何实质性的作用——因为，方舟子们所进行的是一种没有靶心或偏离了靶心的射击，与和影子做战无异，注定了将徒劳而无功。

不管考试作弊也好，学术抄袭也好，学历造假也好，在中国目前这种独特的社会政治语境里，早已是司空见惯——对于这些所谓的“不道德”、“不诚信”行为，我并不怎么反感；不但不反感，甚至还觉得很可以理解。换作我自己，若处于和他们相当的情境中，大约同样也会作弊、抄袭或造假——至少不会比他们更“道德”。无他，他们的作伪大多都是为环境所迫，与道德的高下无关。

俗云，“一日卖得三千假，三日卖不了一个真”。古人常慨叹“行路难”，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办事难”。在咱中国，如果不学会几套弄虚作假的本领，在社会上混就会到处碰壁，寸步难行。在此意义上，弄虚作假对咱中国人实在是一种谋生的本领，历来就是如此，现在也不例外，方舟子之流又何须少见多怪呢？如我的一位朋友（也许就是我），在华师读研时，小孩到了读书的年龄，想进华师附小去读书。可要进那个学校，就需要特定内容的这个证那个证，我那朋友都没有。如果要把所要求的那些证明材料都搞齐，简直比登天还难，可小孩却不能不读书呀。怎么办？很简单，花点钱到街头找人做一套足以乱真的假证明材料就是了。这种行为能简单地扣上一个“不道德”或“不诚信”的帽子吗？如果学校不设置那些将人分为三六九等的准入门槛，我那朋友有必要去造假吗？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的社会和制度体系不在考试、论文、学历等上人为地捆绑那么多的利益，不将这些劳什子当成利益分配或权力分配的机制来使用，而是任人唯才，任人唯能，那些或作弊或抄袭或造假的人群有必要这么折腾吗？正是由于弄虚作假的成本较低，回报很高，而认真唯实的成本则太高，回报却很低，才使得弄虚作假成了一种在社会日常生活中普遍适用的行为方式，以至于大家都已经“熟视无睹”了。有鉴于此，对于那些自认为是正人君子的卫道者，不妨引用耶稣的一句话，即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 生活于当前中国这种特定的社会政治语境中的所有人，恐怕谁都没有资格拿起石头来砸弄虚作假的当事人——因为，大家都做过或正在做同样类型的事。

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时有还无”。就算他们考试不作弊、论文不抄袭或学历不造假，或者说，他们的考试成绩、所发表的论文、所获得的学历都是真实的，都是得到权威机构认可的，这种真实又能说明什么呢？这种真实和不真实又有什么区别呢？答曰，没有任何区别——在咱中国尤其如此，因为真的往往并不比假的更有价值，拥有真实的人并不比拥有虚假的人更有能力、更有水平。至少，对于当事人来说，真还是假，有还是无，都不能使他或她真实的能力或水平增一分或减一分。

考试也好，论文也好，学历也好，无非就是强大的外在权力强加于个体的一种定位装置，是任性的权力随意地刻写在个体身上并作为利益分配依据的鬼画符罢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弊、抄袭和造假既是某种对权力及其定位的消极顺应，又是某种对权力及其定位的消极抵制。如果我们看不清这种鬼蜮般的不合理的权力运作伎俩，斤斤于或用道德的眼光来打量考试成绩的高下、论文抄袭的有无、学历材料的真假，其实也就在不知不觉中落入了权力的陷阱，维护的恰恰就是培育和制造了所有这一切弄虚作假行为的不合理的现行制度体系。

异史氏曰，“自古考试有高招，天下文章一大抄。牡牝骊黄无须辨，抓住耗子是好猫。”对作弊、抄袭和造假行为及其当事人本身的攻击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庸医疗法，并不会使作弊、抄袭和造假变得更少，只会加重病情，使制造作弊、抄袭和造假的罪魁祸首，即现行制度体系变得更加神圣，使作弊、抄袭和造假等不道德行为的生命力变得更强大。因此，我们倒不如从真假、有无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里超脱出来，嘲弄、颠覆和消解当前这种逼着人们弄虚作假的不合理制度架构——对于减少弄虚作假行为，重建社会道德和社会诚信来说，改变或重建目前不合理的游戏规则比谴责游戏者的不遵守游戏规则可能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