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道义上我无法不支持武汉农民杨友德，他的诉求既正当又合理。当他遭遇强制性的拆迁征地时，他的“土炮楼”抗争方式既有理又有节。

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下面的一切判断都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展开。按照湖北省2009年出台的46号文件，金银湖所在的东西湖区一亩地征地补偿标准为4.68万元，而杨友德获得的每亩补偿只有2480元。尽管后来又追加生产用房的补偿，但每亩地距离4.68万元的标准依然相差甚远。。这里的是非如此明确，杨友德只是要求自己的补偿能够兑现46号文件。相反，金银湖管委会的解释不但无理，而且偷梁换柱。46号文件的补偿对象分明是土地(否则也不会出台4.68万元/亩的标准)，可是管委会却把土地补偿偷换为土地上的青苗，4.68万元的标准遂缩水为2480元。这样的手腕够恶劣，但只要公诸舆论，便骗不了任何一个人。另外，该管委会并没有也不该有土地补偿费的支配权，该费用应该由政府直接补偿给个人。

基于以上事实，可以形成两个判断：一、每亩土地的补偿标准从4.68万元下跌到2480元，一共13亩土地，这种巨额差价是金银湖管委会对杨友德个人财产的赤裸裸地掠夺。二、杨友德对这13亩土地在承包期内拥有期限产权，当他的产权受到事实上的侵害时，他的抗争便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又由于侵害对象属于当地政府管辖下的管委会，因此他的抗争同时又具有合宪性——他不仅是在捍卫他赖以生存的财产，更是在捍卫保护私人财产的宪法和宪法尊严。

剖析杨友德与管委会的冲突，其纠结处依然是老大难性质的土地产权。农民没有自己的土地，土地虽属集体，但它的支配者却是政府，而非农民。这正如当年托克维尔批评路易十四，因为在路易十四看来：“王国所有土地原本均依国家条件被特许出让，国家才是唯一真正的所有者，而所有其他人只不过是身份尚有争议、权利并不完全的占有者而已。”托克维尔特别指出：“这是现代社会主义的主导思想。看上去奇怪，社会主义首先植根于国王专制制度。”可以看到，杨友德之所以只能获得青苗补偿，因为在管委会看来，土地只是国家特许出让给你使用的，产权在国家，你只是一个权利并不完全的临时占用者而已。当国家收回土地时，不需要给你土地补偿，补偿一下青苗足矣。但杨友德的农民理念是如此质朴而又真理：“第一我是农民，靠土地生存。你征收我的土地，我没有意见，但要按政策拿回我的补偿费。”这其实是一种产权意识的表达。农民靠土地生存，它的产权是也只能是土地。这是农民最大的民生，这个问题如不痛下决心，逐步而又根本地解决。杨友德会层出不穷。

维权不是乞求是抗争，但抗争需要有理有节。就此而言，杨友德以他个人特有的方式做到了这一点。当警方传讯时，他的态度很明确：“不违法是双方的”，“我绝不先违法”。他克制地保持了自己抵抗野蛮征地的权利。在野蛮面前，他没有被激怒，而是很理性，实为难能。当征地双方没有达成契约性的一致时，强行征拆，肯定是违法在先。当没有人为他主持公道时，他只能用他自己的方式，做弱者的抵抗。如果没有伤及对方，则无违法可言。杨友德虽然无奈使用烟花，依然不失节制。烟花在他那里，起的“只是推迟的作用，起码有了烟花，他们不敢和我争，我是在争取时间打110”。可见，烟花本不在伤人(事实上也没伤人)，而在阻止。

好在有媒体报道，杨友德事件成了一个公共事件。在舆论的视线下，当地管委会与其再度强征，不如和杨友德重回谈判桌。这才是双方解决这次征地危机的理性办法，我们不妨保持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