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名曾被“挂牌”公捕后判刑的河南公民，在冤情错案被撤销之后依然没有释然。他们曾经发传单称村支书有经济问题，结果引来当地公检法机关的全力介入，于是被“挂牌”并判刑。然而真相昭然后，案件撤销的理由“因受害人撤回告诉”将农民们激怒，他们希望政府能够道歉，以证清白，并拒绝领取“补偿款”（5月13日《新京报》）

8名农民所忍受的舆论压力和司法钳制，看起来饱含心酸。一起错案的本身就隐含着许多寓意：比如申诉渠道单一，比如“示众”话题后的法制缺失。然而，真正耐人寻味的是政府态度：认错和道歉，一种回应舆论质疑的常理意识，每每在政府身上的缺失总是让人无奈。诚如赵作海的冤情，石沉大海十几年后被洗刷，公众的关心不止于赵作海的凄惨、赔偿；而一手制造“冤案”的相关部门对待“司法耻辱”的态度，显得更为严肃和沉重一些。所幸，我们看到了商丘政法委书记对赵作海的认错之诚。

那么，如果没有媒体的大量介入，以及舆情如潮的压力，以其一个政府的基本职能，我们能否看到他以弯腰之姿向一个公民的致歉呢？8名河南农民，也能否“享受”得到这般荣誉呢？真相的破解并不复杂，也无须多大的勇气，真正的复杂和勇气是：以一个放低姿态的度量，还以一个“知错就改”的事实，地方政府能够从容实践吗？如果舆论质疑的情境尚且不能换来身份、权利的对等，那么在一个正常舆情里的政府态度又该如何呢？

实际上，民众对地方政府的要求是合乎常情的，甚至，只想看到一个致歉的态度。“杭州飙车案”“上海钓鱼执法”等引起举国关注的案件，我们庆幸能够看见有关人员的致歉，只是，当城管暴力执法遭到反抗副镇长言“愧对政府，愧对村民，愧对现场工作人员”时；当庄河市政府市长安然于“千人下跪”的壮观场景中时，这种尊重还显得不够贴近。

地方政府的知错，并不代表相应的致歉。因为致歉，这代表丢面子、丢威信、受处分，然而路漫漫兮，错路、弯路人人会走，一味的力挺、狡辩只会延伸自我的错路、弯路。比起自我的错误来，这无疑是更大的灾难，公信力、亲民关系的削弱，往往在铸成错误之后的“若无其事”时尤甚。这种想法，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因为政府和民众的关系是和谐，而非对立。

面对各方质疑，总会有人出来承担错误，但这之前，四起的质疑已经动摇了公信力的所在。只言片语，无须其他，平等的姿态，如朋友般的座谈，推心置腹、彼此谅解，8名河南农民所奢望的无非如此。有时候比起金钱，话语有更温和的说服力，而道歉和认错，不啻是政府的自我认知和定位中最原始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