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几乎无处不存在问题，同时，几乎无处不存在问题不成为大众焦点就不是问题的现实，这就使怎样不变成社会焦点非常重要。“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不对的，事情是可以无所不为的，重要的是没有人知道，甚至只要能够使人假装不知道，这就可以了。这就是假记者可以“打发”的基础，也是假记者需要“打发”的原因。

仅此还不足以构成使信息掩蔽起来的市场。信息掩蔽的前提，是信息能够被不合理地控制。一个充分透明的信息环境，不仅因为信息传播主体很多，而且竞争胜利会成为荣誉的来源，有利于激发传播者的职业精神、专注力以及正义感。这样，靠“打发”去收买记者就成本高昂，甚至很难达到完全成功，因为不愿被收买而希望通过大众传播职业获得社会尊重的人占大多数。

在传播受限的环境里，情况就变了。传播受限，往往只是“不好的消息”受限，也就是那些有问题的事情的报道受限。可以说，一旦有问题，那么出问题的人与能够限制信息的权力体系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共同需要，公开的传播成为共同的敌人。而记者也久已训练成限制环境面前的挫败者，报道“不好的消息”风险重重而且很难成功，反而收取贿金或者装作要报道实际上搞点钱好处大又安全。

在传播行为之外，还有权力治理问题。例如煤矿“安全隐患”等问题，为什么不能整改，从而成为假记者的红包来源呢？整好安全隐患成本高，而贿买权力，使其假装不知道有隐患，以及使信息不传播，成本低。有隐患的人是会换算的，权力也是会换算的，正常管理无额外收益，而严查或不严查自便可得贿金。包括管治传播也是同样，“坏消息”可传播与不可以传播，全权操控，中间也就有寻租的空间。

假记者成为职业的背后，有社会生活多方面的影像，需要通过社会的治理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