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请客、送礼、慰问、唱歌、洗脚等等，又未必就一定是腐败，它们都确实有可能只是人情往来、正常交谊。大操大办，或者不大操大办，这是形式，可能发生腐败，也完全可能使之不成为腐败机会。一个官员生病住院，可能收到几十万上百万元的“看望费”，这不能不说是腐败吧，但你总不能说官员要禁止生病，或者官员生病要禁止上门看望，或者规定一次看望不得超过多少钱。

举办盛大婚礼，也完全可以是一种正常行为，你可以说那是冠盖云集、华服衮衮的聚会，但未必就可以断定那里面一定在发生肮脏的交易。这种区别是怎样产生的？我想，当权力受有效制约、舆论很透明，请客也好，慰问也好，大操大办也好，都可以是真正的请客、慰问和大操大办，而不必然成为腐败的机会。

反之，当权力不受制约、舆论不透明，官员的一切活动都可以成为腐败机会，禁止腐败的某一种表现形式，一是将会面临无数的“变种”，需要无限的细化、量化、准确性等“可操作性”规定，二是有无限多的腐败表现形式、发生场合，使人禁不胜禁，即使把所有管理能力都用于起草和执行禁令，都不可能使腐败减少。

我们怎么理解制度？不是禁令越多越是制度严密，不是禁令越细越是可操作性强。根本来说，如果政治是众人之事，那么一个官员一旦被发现并被证实有腐败行为，他将很难继续在政坛立足，而不管他是否初犯，是否收钱不多，是否有禁令存在……这将真正可以做到对腐败的零容忍。若政治只是治理系统的内部事务，那么腐败会得到容忍，甚至纵容，禁令与有禁不止的游戏、禁令与变相违抗的游戏就会一直继续下去。 （刘洪波 原题：只靠禁令，年关难变“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