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表达，在2010年的纲要制订中，是不是有些似曾相识？客观上说，在1993年版纲要颁布后，我国教育立法进程加快，1995年出台《教育法》、1998年出台《高等教育法》、2002年出台《民办教育促进法》，这些法律法规，明确了学校办学的主体地位、明确了学校办学的自主权，也基本理顺了政府和学校的办学关系。可是，“落实”成为一个大问题。温总理在前不久围绕教改制订而举行的五次座谈会上，就谈到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对比1993版纲要中的话——“政府要转变职能，由对学校的直接行政管理，转变为运用立法、拨款、规划、信息服务、政策指导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进行宏观管理。”再看现实中的教育部直属高校的办学，我们会无奈地发现，大家所建议的，是17年前，我国教改纲要中早就明示的。

除了办学体制，在过去10多年间，每年两会都会提到的一个话题是，教育投入不足。这个话题的依据也是1993年版的教改纲要，纲要称，“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4％。”可是，直到2008年，该比例仅为3.48%。

教改从根本上说，是利益的重新调整过程。1993年版教改中，描述了办学体制的蓝图，但没有建立约束机制，这一问题，还延续到了《高等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的立法之中，我国《高等教育法》明确了大学自主办学的7项权利，但这部法律却没有“法律责任”一章，也就是说，政府部门干涉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学校找不到地方讨说法。

温总理在近期的座谈会提到这次教改的四方面内容——教育体制改革、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努力促进教育公平、大力倡导教育家办学，都牵涉到既得利益，尤其是教育行政部门的利益的调整。可以说，教育行政部门放权（放办学权、评价权、监督权）是这次教改的核心所在。假使在这新一轮教改中，没有吸取1993年版教改的经验、教训，还是让教育行政部门作为改革的主导力量，不把改革主导权交给学校、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没有体现、保障学校自主权、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权益的机制，有可能“再好”的思路和方案，都只是空谈。（作者系21世纪高等教育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