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以为，学者对湖南新晃、贵州赫章、贵州水城等地为争夺夜郎县地名进行激烈竞争的评价，可以作为类似争论的参照——“今天的夜郎之争，都是出于发展地方经济的考虑，与研究夜郎没有什么关系”。

因而，彭山县所谓的“征集令”，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解读为集体无意识下的“皇墓经济学”。请问：离开了经济利益的考量，对刘备墓的挖掘能引起如此多的连锁反应吗？

一些人何以深陷于“皇墓经济学”的集体无意识之中？应该说，责任并不全在当地官员和村民，而更在于我们很多人甚至整个社会陷入一种集体无意识之中，陷入了利益思维主导文化遗产的泥淖之中——把文化遗产当成了赚钱机器。也就是说，单一地指责官员或者村民都有失偏颇。试想，谁愿意承担一个丧失了“机会”的罪名呢？又有谁愿意利益从眼前白白流过而无动于衷呢？更何况，更多的地方已经因此而获得了经济利益。

“皇墓经济学”固然令人心忧，因为它偏离了文化遗产的历史、文化和社会价值，而更令人心忧的是弥漫于整个社会的集体无意识。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日益侵蚀，某种程度上会让我们丢弃一种理性的思考和纠偏的勇气，最终在利益驱动下审视和绑架文化遗产的价值。

一些人对利益的追逐永不会停止。如果我们不能从根源上找到问题的实质，进而找到救治的制度性方法，“皇墓经济学”绝不是最后的疯狂。类似的挖掘很可能会使文化遗产的价值遭到无可挽回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