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这一文件名称看，主题是“法院接受舆论监督”。但“规定”所引发的网络恶评如潮证实，“规定”本身已损害了司法权威。

这是因为，以文件方式强调司法公开固有司法管理行政化的嫌疑，毕竟还是法院系统内部的事。若“规定”中的义务主体只是各级法院，在一些法院并不乐意接受舆论监督的现实语境中，也还有其积极意义。而法院要求媒体“应××”“不得××”“如果××，就将××”，这就让人犯晕——难道法院什么时候成了媒体上级，可以对舆论监督立规建制了？须知在中国的宪政架构上，法院只有司法之权，而无立法之职。

司法和新闻本是不同领域。在维系社会秩序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上，法院和媒体是两个同等重要但却互不隶属的机构。法院在其内部以何种方式强调司法公开都是法院的事，媒体虽有权报道、有权质疑、有权评论，却无权干涉。另一方面，法院对媒体报道或评论可以积极回应，若认为媒体侵犯法院正当权益可依法回击，但却不可超越法律，对媒体报道进行单方强制或干涉。即便记者在履行舆论监督过程中，确有违法行为，也要经由法定程序进行追诉——比如立案、侦查、起诉，这些都不在法院的职权范围内。法院单方发文说要追究媒体责任，既无必要也无意义。

应当承认，传媒与司法的关系日益密切，摩擦也随之加剧。但摩擦的发生不在独立司法，不在舆论监督，而在于司法和传媒是否安守自己的职责，各为分内之事。对法院而言，更应从被监督者的角度反省自我：司法若秉持公正，又何惧舆论监督？公正就应经得起公众和传媒的质疑，这才是司法与传媒平衡基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