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初，两院院士新增选名单相继公布。报纸上随之便有以下统计数据披露：中国科学院新增的35名院士中，8成是高校或研究机构的现任官员；中国工程院新增的48名院士中，超过85%是现任官员；工程院60岁以下新当选的院士中，均有校长、院长、副院长、董事长等职务，仅有一人例外——台湾云林科技大学的杨永斌只有“教授”头衔，没有行政职务。（12月17日《中国新闻周刊》）

在之前的院士增选过程中，中科院就曝出过院士内定的传言，待到院士增选名单出炉之时又被证实其中官员人数多达八成以上，可以说，此次“两院”院士评选工作几乎是伴随着舆论的批判一路走来。近年来层出不穷的学术腐败、高校腐败案显然已经让民众的神经对于学术界的风吹草动有了草木皆兵般的敏感。无风不起浪，倘若“两院”院士评选确实公平公正，舆论自然不会强加无理批判。如同此次舆论对于新增院士多为官员院士的质疑，恐怕就不无道理。

事实上并没有规定说官员就不可以当选院士，官员院士和腐败也并无天然的联系，但是基于当前新增院士官员多达八成这样一个明显畸形数据所给出的残酷现实，人们又怎能对此毫无质疑。的确，政府官员中不乏学富五车之人，高校领导者中更是卧虎藏龙，但是我们知道这毕竟只会是个案，而不会是整体。因为，真正的学术群体、学术研究者应该在高校、研究所而不是官场。官员、领导的本职工作无疑会耗费他们太多的精力以致在学术上投入不足，而免去行政职务之累的研究者、学者方有取得科研成果的前提：即充分的研究时间和足够的精力。换言之，也正是这些没有行政职务之累的科研工作者最有可能成为院士的候选人。

然而，院士增选的结果却和常理南辕北辙。“两院”中多达八成的官员院士无疑让人产生中国拥有世界上最高学历官员队伍的错觉，甚至怀疑政府是否成了院士培养基地，事实果真如此吗？当然不是，在政府日趋强调官员学历层次和素质的情况下，“仕而优则学”之风俨然开始盛行，大批官员奔赴高校挂名求学，而拥有高学历和各项学术荣誉对于官员晋升的好处则是无需多言。那么，荣誉更高，含金量更足的院士称号自然也会成为官员们竞相争夺的晋升筹码。联系到高校、学术机构日益增多的“媚权”行为，谁又能指望作为学术最后一片净土的“两院”还能出淤泥而不染呢？

“两院”肩负着为国家提供科学技术方面战略研究、咨询并引领国家科技发展的重大使命，而官员院士的介入无疑让“两院”作为最高学术机构的神圣光环开始褪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王扬宗称，“1955年，中国科学院筹备学部时，之所以称学部委员而不是院士，就是因为考虑到院士的称号是很神圣的，必须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而我国科技水平还比较落后，学科发展参差不齐，如果为了需要在各个学科领域都搞出一批院士来，不仅难以服众，在国际上影响也不好。”但现如今，对于这样一批我们不敢奢望有太高学术水平的官员院士来说，他们又如何服众，又如何去引领中国科学的前进方向，又如何对中国科学做出有益的贡献。事实上，这样的官员院士，只会毁了“两院”这片学术的净土。

因此，严把院士准入关，杜绝名不副实的官员院士，保住“两院”这片学术净土实为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