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腐败现象的一大特点是，向两头发展：一方面是涉案人员级别升高、涉案金额增大、‘群蛀’现象严重，另一方面就是向基层渗透，向非领导干部的人员渗透。”国内著名反腐学者、中央党校教授林喆总结道。（2009年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转自《法制日报》）

贪官年年有，今年特别怪。正如前文提及的“2009年腐败现象的一大特点是，向两头发展”。换句话说，存在某种程度上的上下延伸的态势。那么，在中央反腐败声势逐年升高的今天，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尴尬”的局面呢？

权力异化的普遍性。一提到腐败，很多人立即想到肯定是权力比较大、势力比较强的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干部。从今年查处的贪腐案件来看，目前最重要的趋势是“一把手”成为贪污腐败渎职犯罪的重灾区。这是因为他们手中有权，或者说有腐败的资本。现实中，也会有一些人抱怨自己想腐败也没有腐败的机会。这其中恰恰暴露了一些人对权力的羡慕，或者说对腐败的“认同”和“默许”，甚至一些官员还竞相在权力上争夺，在腐败上攀比。你做科长，我起码得做局长；你贪一万，我至少要贪两万。争权夺利、腐败堕落，成了一些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光彩之事。一些人，包括一些小到不能再小的村干部等，甚至是一些普通党员，也“能贪多少，是多少”，将权力利用到极致。还有一些小官认为升迁无望，便在捞钱、敛财上动歪脑筋。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权力异化的普遍性的结果、恶果、苦果。玩权、恃权、弄权呈现群体性。这是干部权力意识的腐败。具体表现为，在很多公职人员看来，只要有权就应该去“用”。当然，这样的用，是指为己谋私。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一些意志薄弱的干部，真的到了“想不腐败”都难的地步，被动性腐败使得一些贪官发出“做个贪官，我容易吗？”的感慨。而上行下效、官官相卫，更使一些贪官在权力异化上“得心应手”、“左右逢源”、“无所不能”、“无恶不作”。

惩防体系的脆弱性。应该说，近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关于干部选拔任用、干部监督管理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的制度、规范、要求。2009年，一张深入市县基层政权的反腐大网已经张开；2009年，中央在反腐中采取了被称为是“改革开放后最大范围的制度化、规模化防腐反腐措施”；继2008年提出反腐败制度体系的框架之后，2009年中央连续公布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等众多反腐文件； 9月18日，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公报对反腐败提出明确要求；9月19日，中纪委十七届四次全会公报提出新时期反腐败的6项举措和5项具体任务……纵观中央关于制度反腐方面的创新之举，可以说很完备、很完善，但是一到了基层，就是落实在材料上的多，落实在实际中的少。或者说，理想与现实、制度与执行，还存在很长的路要走。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与预防腐败体系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深化和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