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作家号称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如普罗米修斯一样的人类盗火者，他们以播撒人类文明、宣传崇高的精神和道德理念，提升人的审美水平为己任，拒绝流俗，甘于寂寞，而如今，他们却公开宣称要，躲避崇高，极端者甚至说，我是流氓我怕谁，而更多的作家则从传道者的神圣位置退居到一个职业写作者的角色。而市场条件下，众多作家对文学作品的包装是迎合的，一些作家乐于在视听和平面媒体亮相，并且作家生活也开始公开化，甚至也如同其他行业的造星一样，恰当地安排一点绯闻出来，可以说对“明星作家”，大家已经见怪不怪。如此以来，文坛除了娱乐还有什么呢？

从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王兆山“纵做鬼，也幸福”、“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的感叹，我们不难管窥隐藏其中的作家看客心态。而正是这种心态对作家责任进行了放逐。毫无疑问，作家应是先进文化的代表，除了艺术才能之外，更应具有敏锐的思想，高尚的道德情操，较强的人格力量，沛然盈溢的人文精神和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感，即使充任不了读者的导师，起码也该是读者的朋友，至少不要毒化朋友，而要力争成为益友。但是，这一切似乎都成了社会和读者一相情愿的想象，而非作家责任的自我直立。“作家成为鸵鸟”就是明证。

谢有顺先生在描述当下文学界一些现状时说，所有东西都可以被消解、改造，具有破坏性的往往能获得很多掌声，夸张的言论受到媒体喜欢，有时为了达到关注度，甚至不惜一切代价。有位女诗人声称“衣服是诗歌中众多的枷锁，我就是要去掉这些枷锁”，于是在众目睽睽下宽衣解带上台裸诵。一位男诗人公开宣布“希望被富婆或者富姐包养”。那么，针对“纯文学作家只能当一只把头埋进沙里的鸵鸟”，在笔者看来，只能是作家的自我躲避和灵魂放逐，甚至是消极回避和自甘段落的表征。

但是，在这样一个浮躁的娱乐时代，追求沉淀，直面现实，引领社会，本是对作家的最基本要求。那么，文坛娱乐化下的作家自我矮化现象难道不应得到正视吗？或许，作家精神何以救赎和重生，并不仅仅是属于作家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