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东莞市拟出台媒体监督新举措，《关于进一步关心支持媒体，营造良好舆论环境的意见》近日下发到各镇街，这是一份仍在征求意见的初始文本。文件中明确规定了种种为记者采访提供便利的具体措施，包括发放“专用采访证”等。文件中提到，东莞市将给媒体记者发放专用采访证，每年审核，年初换新。（10月22日《广州日报》）

常理而言，记者的采访权就与行政机关的执法权一样，属于正态权力。有合格的记者证、有合法的记者身份，自然就应该拥有基本采访权。在民主法治领域，知情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一切自由权利的基点和关键，而信息时代的媒体恰是公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公众的知情权很大程度上需要借助记者采访权去实现，换言之，对记者采访权的尊重与保护就是对公众知情权的保障与满足。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媒体才被称为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权力。

在世界媒体峰会上，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开幕致辞中表示，中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媒体发展，支持媒体搞好舆论监督，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这是我国领导人首度就媒体发展与社会作用进行公开演讲，始终支持舆论监督的立场振奋人心。10月15日，新版《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正式施行，该管理办法再次强调“新闻记者的合法采访受法律保护”。这些姿态与法规都说明，我国对媒体监督权的保护、对记者采访权的保护，已经在不断随着时代发展而掘进。

顺应这样的趋势，地方政府在此类问题上作出一些探索，初衷无疑是美好的，也有利于记者采访权制度化地落地，破解媒体监督领域常年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但是，如果保护过当，则容易对采访权形成事实上的伤害。东莞的“专用采访证”制度用心良苦，也是富有创意的一种实践，但是，这种制度在逻辑与法理层面存在一些隐忧，值得商榷。

首先，保护一种权利不能在既有权利上再次赋权，给记者发地方性“专用采访证”，这就好比给工商等执法部门再发“专用执法证”一样，引发诸多后遗症：比如，没有这个专用证的记者怎办？外地记者怎么才能拿到东莞的“专用采访证”？如果是一些负面新闻事件，关涉政府部门利益与形象，如果保证地方政府也能大义灭亲地给记者发这个采访证？其次，“专用采访证”滥发的本质不是保护权利，而很可能是削弱了采访监督权。记者采访权是国家层面的权利，专用采访权是地方领域的权利，如果后者成为一种制度，结果有二：要么是地方政府独立于全国性的媒体监督之外、非证莫进；要么是地方政府给全国记者发证、将国家权利异化为地方赋权，而这在法律层面是行不通的。再次，媒体监督之所以得力，在于其相对独立性，记者的采访权之所以令公众尊崇，在于这是一种法律框架内的监督权，尤其是异地监督，受地方利益影响较小，现在，凭空横亘出一个“专用采访证”，事实上多了一道门槛，使得舆论监督时时处处在地方职能部门的“审稿”之下，这种控制化手段，离信息公开与民主法治似乎并不合拍。

关心支持媒体，营造良好舆论环境，这是地方政府的责任与义务，一些重大事项与场合也需要“专用采访”。然而，如果地方政府都来滥发“专用采访证”，记者证的法律效力在哪里？采访权会不会迟早被各地割据的行政权所主导？由此可见，如何关心记者采访权、关心的“度”在哪里，这些问题都需要更审慎地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