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憾的是，人口变迁的潜在影响在它最终表现出来之前，很容易被忽视。那些突发性的、立竿见影的事件和其中的因果关系，很容易引起媒体和公众的关注，而人口变动则是潜移默化的，并且决定人口趋势的基础变量(生育率和各年龄段死亡率)的变动，和它们的经济后果最终表现出来，这之间往往有数十年的时间差，这就很难构成新闻事件。但当它的后果表现出来时，再作反应或许为时已晚，特别是那些投资周期长、掉头慢的产业，预见性尤显重要。

在中国，有一个额外因素会干扰人们的直觉判断：那就是计划生育。在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经济起飞过程中，产业界每每可以从发达国家的历史中，从四小龙的经历中，获得一些有益的经验，来对发展前景作出预见：人均收入到某某水平时汽车销量开始跨越临界点，城市化到某某水平时水务市场开始爆发性增长，女性就业率到某某水平时生育意愿开始下降，等等，诸如此类的参照类比尽管很粗略也未必靠得住，但总的来说还是很有价值；然而在与人口密切相关的问题上，这样的类比却很可能成为误导。中国独一无二的计划生育政策，将造就出一条从未有人见过的人口结构变动曲线，这条曲线的特殊形状，将让那些从对他国历史的观察中获得的经验归于无效。对此，产业界必须引起警惕。

1949年后，中国经历了三次生育高峰，其顶点分别在1963年、1971年和1987年。第一次是三年灾难过后的恢复性增长，第二次是被第一阶段计划生育和知青下乡所打断的一个生育高涨期，而第三次一方面是第一次高峰中出生的人开始生育的结果，而这一高涨期随后又被更加严厉的第二阶段计划生育所打断。1963和1987年两个高峰显示出24岁是首次生育的集中年龄，这也与1980和2004年两个出生率恢复增长的年份相吻合。每个高峰的前后都各有一个出生人口的上行期和下行期，就人口变动的经济后果而言，其变动数比绝对数更重要，假设一个产业以30到35岁为主力消费年龄段，那么，1998-2001年和2014-2017年便很可能是繁荣期，而2018年之后将进入长达15年的衰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