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教师节前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到北京35中学听课，期间指出该校使用的地理教材中对中国地区的划分不清楚，把陕西、甘肃划入华北地区，此事引发热议。日前，上述提到的教材出版方——中国地图出版社在其网站发布声明称媒体报道不实，自然地理概念中的“华北地区”，包含陕西、甘肃、宁夏的一部分，与通常认为的原行政或经济概念中的“华北地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9月22日中国新闻网）

　　很显然，中国地图出版社在公开“反驳”总理。总理为教材“挑错”，出版社反过来又“反驳”总理，这种事情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实属罕见。抛去“华北”概念这个专业性很强的问题不谈，笔者感觉出版社“反驳”总理之举最起码在学术界是一个好现象。

　　在学术界曾经有一种不好的习惯：权威决定学问、官员左右学术。很多学术上的争论都因为权威和官员的介入而走入“歧途”。权威和政府的意见影响学术走向，这几乎成了一个定律。

　　上世纪60年代中期，郭沫若提出对《兰亭序》帖作者问题的质疑，发表了《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认为《兰亭序》帖的作者并非晋代书法家王羲之。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高二适不赞成郭沫若的观点，认为《兰亭序》帖是王羲之真迹，并写出文章《<兰亭>的真伪驳议》，要与郭沫若进行学术上的争论。但是，当时几乎没有媒体敢刊载反对学术大师、政府要员郭沫若观点的文章。所以，高二适将文章寄给了章士钊，请章士钊先生将该文转呈毛泽东，以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在章士钊的帮助下，毛泽东读到了高二适的文章。在毛泽东“笔墨官司，有比无好”的指示下，郭沫若邀请《光明日报》总编辑穆欣，请他们发表高二适的文章，很快，《光明日报》将高二适的文章全文刊出。因为“最高指示”定了调子，《兰亭序》真伪争论方能展开。

　　本次中国地图出版社的“回应”表明了一个基本的态度：在出版社眼里，总理只是一位普通读者，总理的意见只是一位读者对教材的质疑。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别的因素掺杂在里面。这里面只有出版社对读者意见的解答和回复甚至“反驳”，总理的身份已经不再重要。

　　我为总理为学生课本提出自己的意见叫好，更为出版社敢于回应总理的质疑叫好！（姜伯静）

（责编：刘宝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