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很多地方政府提出“亲商”口号，这可能是诸多劳动者保护措施形同虚设的根源。现在需要“拨乱反正”，让各方面制度的重心向劳动者倾斜，也就是说制度改革该亲劳动者了。

　　9月16日，“开胸验肺” 者张海超证实，他已与郑州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签订赔偿协议，后者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一次性伤残补助等各项费用共计615000元。他的几位同样患有尘肺的工友，也获得数额不等的赔偿。

　　28岁的张海超是不幸的，从事破碎、开压力机等有害工种3年多后，他疑似患上“尘肺病”。郑州、北京多家医院确认了他的怀疑。然而，企业却拒绝为其提供相关资料。

　　应当说，这并不让人惊奇。众所周知，不少企业就是通过把员工福利压到最低限度，来维持生存的。为了压缩成本，本来就没有准备向员工提供基本的生产安全保护措施。一旦发现闯了祸，则会逃避责任。

　　监管的必要性也正在这里。张海超也向相关管理部门、监管部门求救。在向上级主管部门多次投诉后，他取得了做正式鉴定的机会。然而，按照法律，享有鉴定职业病之垄断权的郑州职业病防治所，为其做出的鉴定却是“肺结核”。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机构失职了。他们为什么失职，是因为技术水准？还是因为利益牵扯？或者干脆就是被企业收买？人们尚不得知。但在其他领域，监管部门一边倒的现象并不少见。比如，有的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投资、创造优良经营环境，要求环保监管部门“配合”投资者。监管部门与企业形成共谋关系，权益遭到企业损害的被污染者，当然也就很难从监管部门那里获得必要的救济。

　　不过，张海超是勇敢的。为求真相，入住郑州大学一附院，坚持要求该院“开胸验肺”。这种直接的检验手段最终证明了，他确实患上尘肺。

　　张海超是幸运的。“开胸验肺”事件被媒体报道后，该省高层官员过问，张海超最终被确诊并获得了赔偿。

　　这个事件是戏剧性的，因此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因为媒体的关注，而引来了地方高层官员的过问，事情就以大团圆的方式结束了。人们会想，那些不是如此戏剧性的、每天都在发生的类似事件，是否也以悲剧的方式结束了？让我们设想，假如张海超没有开胸，他的命运又会是什么？

　　张海超确实以自己的努力，解决了个人的问题，但在此过程中，关于职业病防护、职业病诊断、社会救助、企业赔偿的一整套制度缺陷，也暴露无遗。究竟怎样才能让企业建立起安全的生产环境，确保员工不遭到严重伤害？如何快速地确诊职业病，如何确保职业病防治机构公正地、独立地履行诊断任务？如何保证劳动保障机构、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公正地、独立地判断是非？也就是说，如何保证这些机构不受企业的操纵？又如何保证那些被确诊的患者可以迅速获得治疗、赔偿？

　　职业病救济，广而言之，关于劳动者保护的各种制度，都需要改革。这些改革实有必要采取“亲劳动者”的态度。前些年，很多地方政府提出“亲商”口号，这可能是诸多劳动者保护措施形同虚设的根源。现在需要“拨乱反正”，让各方面制度的重心向劳动者倾斜。因此，“开胸验肺”，了犹未了。（新京报 秋风）

（责编：李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