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近日发生一起“放倒钩抓黑车”疑似事件：一位高收入白领发帖称，自己好心让一名声称胃疼的路人搭便车，却被闵行区城市交通执法大队定性为“非法营运”，因此不仅车被扣留，人还被“扭手臂卡脖子”。这个帖子经由韩寒在博客上转发后，在网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由于事件过程及其性质尚待认定——虽然网上一边倒地批评执法部门，本文只能在假定的基础上进行分析。我的看法是，如果执法部门采取了“钓鱼式执法”，那无异是在“诱民入罪”；倘若这位白领人士涉嫌“非法营运”，执法部门则应公开相关证据，证明其确实存在相关违法事实。

执法部门能否采取“钓鱼式执法”，并不可一概而论。比如公安部门对那些隐蔽性极强、侦查难度极大的违法犯罪行为，往往就会采用“诱惑侦查”等手段。但是，采取这种手段的前提应当是，违法犯罪行为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包括犯罪预备)，即具有明确针对性，而非针对不特定的对象或行为。

打个不太恰当比喻，公安部门侦查到某场所存在卖淫嫖娼违法活动，派人化装成“嫖客”前往谈价钱，诱其上钩以固定证据，这种办案手段是合宜的，不至于引起多大非议；但如果反过来，公安人员伪装成“卖淫女”四处招揽“生意”，这就可能构成“诱民入罪”。因为有些人可能就是走过路过，并没有想到干这种勾当，而执法人员这样做却是在诱导这些人产生违法冲动和行动。思想上“嫖娼”并不违法，但执法部门为此提供了“便利”，那就是陷人于“不法”了。

从这个角度讲，如果执法部门先让人伪装成路人搭便车，再以“非法营运”进行处罚，无论是否涉及钱款，都可能构成了“诱民入罪”。从现有报道看，执法人员放“倒钩”时并无特定对象，也没有证据表明该车主以前有搭客收费行为。这就意味着，采取“钓鱼式执法”更加失去了合法性依据。退一步讲，即便执法部门认定该车主确系“非法营运”(只是尚未获得有力证据来查处)，采取这种“钓鱼式执法”恐怕也非善策。此事所引发的强烈质疑，正表明这样做既容易发生执法纠纷，还可能殃及无辜，损害公民的正当权利。

应当进一步追问的是：为何相关部门会采取这样的执法手段？网上普遍的看法，这是“罚款经济”的一种恶性表征，急功近利的执法部门受利益所趋，不惜滥用职权、构陷公民。也有其他车主称，自己曾有过类似遭遇，并被处以数千上万元的罚款。但只能说，这只是其中一种可能性。

还要看到，这种执法的随意性在相当程度上源自相关法规的模糊性。惩处“非法营运”固然有法可依(详见我国《道路运输条例》第64条规定)，但如何认定相关违法事实，在现实社会中却没那么简单。按规定，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管理部门可以采取相应处罚措施——这等于赋以执法部门相当大的“政策空间”。就拿搭便车、拼车等现象来说，有的地方视同“非法营运”而严厉打击，有的地方却又发文件加以鼓励支持，可见相关法规在这方面缺乏明晰、具体的规定，那么执法部门也就难免“跟着感觉走”。

所以，要防范执法部门在这问题上不作为或乱作为，明确相关法规是首要任务。其实搭便车、拼车(即便是有偿行为)是一种国际惯例，为许多国家和地区所支持，美国甚至为拼车出行者开辟优先行驶通道。客观而论，这种做法既有益于公序良俗，还有利于建设节约型社会。倘若执法部门不问青红皂白，把上述行为尽皆纳入打击对象，这不仅不合情理，也有损法规本义和精神。

这位白领的遭遇并非单纯的执法对错问题，其实质是公民在为法规缺失“埋单”。由于法规不明确，执法部门或因执法难度太大而陷入被动，但也可能加以利用，使之成为“合法”获取部门利益的来源。最终，有关部门还可以借此转嫁执法不当所应承担的责任。试想，一旦搭便车、拼车“合法化”，相关部门还能够以执法的名义“诱民入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