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7日的《北京晚报》有报道说，北京市延庆县法院当天审理一起交通肇事案时，对肇事者报警并在现场等候处理的行为认定为自首。与此迥然不同的是，浙江省高院前几天出台的《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若干意见》中明确规定，交通肇事后报警并在现场等候处理的行为，不能认定为自首。这就意味着，同样的一种行为，在不同的省市，会面临完全不同的司法判决结果。这实在是法律的巨大悲哀。

9月8日，备受关注的孙伟铭案作出了二审判决，无证醉驾致四死一伤的孙伟铭由一审死刑改判无期徒刑。对于二审改判结果，社会各界也有不小的争议。但最高法院表示，今后再发生醉驾肇事之类放任伤害结果发生的案件，应该统一适用“危害公共安全罪”。而我们知道，在孙伟铭案二审判决之前，许多类似的醉驾肇事案，有的是以“交通肇事罪”起诉，有的则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同样的行为，由于法律适用的不清晰，也存在着罪名的地域差异。

醉驾肇事到底套“交通肇事罪”还是“危害公共安全罪”，最高法院一锤定音，想必以后基层法院的判决也将趋于统一，这对实现最基本的法律公平和减少一些司法机关权力寻租意义重大。那么，“交通肇事后报警算不算自首”这个问题呢？我认为当然也不该由各地司法机关根据自己的理解来给出答案，而应该由最高法或最高检通过司法解释之类的方式统一标准，否则的话，“浙江不算自首北京算自首”的怪事就会接连发生，最基本的法律公平和法律尊严，便得不到保障，而这必然导致法治社会最难堪的黑色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