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这个带有点“民族主义”色彩的词汇，始行于清末民初。说来可笑，它却“是外来语，并非国产”货(曹聚仁的《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开篇就说到这一点)。它来自日本，江户时期日本学者将受清朴学影响发展起来的日本文献研究称之为“国学”。明治维新后，西学在日本走红的同时，这种学问再度兴起，与西学争辉，引起中国留学生和学人的关注。

　　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办了《国学报》，章太炎在日本时也以传播国学为己任，开办“国学讲习会”，鲁迅、钱玄同都是他的入室弟子。我们从鲁迅文章中还可以感觉到作者在裁量人物、评骘史事时受老师影响的痕迹。辛亥之后，太炎先生在苏州创办了“章氏国学讲习会”，开坛授课，广收弟子，培养许多国学研究的人才。他的《国故论衡》很有影响，太炎先生被尊为“国学大师”是当之无愧的。

　　章太炎主张的“国学”是其所主张“排满”革命的一部分，他强调用“国粹来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他所说的“国粹”就是“我们汉种的历史”。包括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和历史人物的嘉言懿行等。太炎在经学上属于“古文学派”，主张“六经皆史说”。他的“国学”是告诉国人当以自己的历史为自豪。与其对立的今文学派则是把孔子视为“素王”(没有王位的圣王)，把经学看作能够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政治学。章太炎在《癸卯狱中自记》中指出“国学不振”有三个原因，除了“新学”(即西学)外，还有“常州学派”(清代中叶复活的“今文学派”)和康有为的把“今文学派”推到极端的“公羊说”。所以我以为太炎的国学的政治性只是鼓舞国人的爱国热忱。而康有为就不同了。他按照“公羊学”中“据乱、升平、太平”“三世说”和根据《礼记·礼运》篇中对原始族群生活(大同)的记忆而设计了中国改革方案，要把两千多年前的社会文明搬入现实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来，这是非常有害的。因此章太炎与康有为论战，不仅是革命与改良之争，也包含了究竟如何对待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问题。

　　清亡之后，这两种“政治国学”基本上偃旗息鼓，太炎先生虽然仍是著作讲学不辍，这些活动主要是学术的。康有为虽然屡有“尊孔”、“读经”的呼吁，但调门很大、回响极小，常常沦为笑柄。而他的高足梁启超先生早已随着时代前进了，与乃师分道扬镳了。

　　民国的建立，思想控制的解体，各种新异的思潮涌入。而统治者认为“治理中国之永久之政策，舍专制必无适宜之政体”(《尚贤堂纪事》第六期)，这虽是美国人李佳白的话，却颇合乎当时统治者的口味，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这些死把住权力不放的统治者面对许多新说，但还是觉得老思想熟悉而且可靠。鲁迅小说《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尔础就是此类，他们或明或暗地向当局贡献条陈，于是《论中华国民皆有整理国史之义务》《恭拟全国人民合词吁请贵大总统特颁明令专重圣经崇祀孟母以挽颓风而存国粹文》一类的东西出笼了，令人啼笑皆非。虽然这些帮闲在鲁迅的笔下有点漫画化，但是像现实中遗老孙雄(师郑)写《读经救国论》，康圣人为“辫帅”张勋草拟治国方案，以及章士钊先生本人的表演，其肉麻程度与这些人相去有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