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走国际司法合作道路利大于弊

　　“中国应完善刑事立法，转变司法理念，坚持走国际司法合作的道路”。杨辉忠分析认为。

　　由于过去我国是重刑化立法，决定了我国司法也以重刑为主。比如，我国对贪污贿赂这样的经济犯罪规定有死刑，但是在国际法中有“死刑犯不引渡”的原则，所以对我国实施引渡、劝返外逃贪官造成很大阻力。

　　杨辉忠说：“过去我们总抱着自己的刑法不放，但从‘余振东案’开始，我国不再坚持对贪污贿赂罪判死刑的做法，虽然可能对国家的法律声誉造成一定的损害，却有助于我国联合国际社会充分打击腐败犯罪。从长远看，这种做法是利大于弊的。”

　　“现在我国提出‘宽严相济’的政策。那么，什么时候宽，什么时候严？对哪种犯罪宽，对哪种犯罪严？我们应作出明确的划分，并将此政策贯彻下去，这样更易与国际社会开展司法合作。”杨辉忠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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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戴轶认为，近年来追讨外逃贪官的成功案例，启示我们在国际合作中，必须改变重外交轻法律的传统思维，实行法律手段和外交手段并重。“第一，尊重、研究、掌握贪官外逃往国家的法律制度；第二，重视证据，在请求引渡时提供充分证据；第三，在实施国际司法合作的时候，各个国家机构应该注意各自的权限，不能由行政权代替司法权”。

　　他建议，我国要与更多的国家，尤其是与贪官喜欢逃往的发达国家签订双边的、多边的引渡条约，堵塞贪官外逃之路。要充分利用国际公约实现对外逃贪官的引渡，如利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实现引渡。另外，积极修改、发展国内法律制度，使我国的相关法律同国际接轨，使外逃贪官难以钻空子。

　　“当然，预防贪官外逃，首先必须完善我们的监督制度，加强自身廉政建设，把好国内关，才能将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戴轶说。（李惊亚 周之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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