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上总是顶着一个卡通熊猫的赵半狄(Blog)在法国巴黎举行了一场“熊猫时装秀”，他以熊猫造型为贯穿元素，表演了一组中国社会各阶层人物时装秀，包括了民工、三陪小姐、追星族、乞丐、同性恋、网络红人、法官等“最鲜活、最现实”的33套时装。4月2日，赵半狄在新浪发表博客称，数千网友留言骂他向洋人摇尾乞怜，赵还转贴出网友总结的骂他的6条理由。而在一片骂声之中，也出现了微弱的为他辩护的声音。（4月5日《现代快报》）

赵半狄与模特

　　笔者不懂艺术，更不懂时装艺术和行为艺术，因此，“熊猫时装秀”的造型在笔者属于“不可言说的东西”之类，只有“保持沉默”。不过，笔者倒还真佩服国人在“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方面丰富的想象力，居然能在这些造型中读出 “国家的尊严”、“民族的败类”、“崇洋媚外”、“侮辱了熊猫”、“丢尽了中国人的脸”、“揭祖国伤疤的方式讨好外国人”、“表面上是自曝家丑，骨子里是汉奸的献媚”等等如此多的意义来。然而，所有这些声音却又是如此地整齐划一，只不过是同一 “宏大叙事”的不同变体罢了——这同时也见出了国人想象力的极端贫乏。

　　虽然不懂艺术，但笔者却知道艺术具有“召唤结构”，它的意义是作者与读者在某一具体的时空背景中共同建构的，充满了不确定性。最常见的说法即是“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而且，即使对于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或场合，对同一艺术品的解读往往都不会相同。就拿赵半狄的“熊猫时装秀”来说吧，如果这次秀不是在法国巴黎举行，而是在中国的某个城市举行，国人一定能从中读出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意义来，也许，会将一大堆“爱国”的词语加在上面也说不定。

　　鲁迅关于《红楼梦》的解读有一段著名的话，即“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当读者在对艺术品进行解读的时候，其实也同时在进行自我建构和自我审视——他们在艺术品中看到了自己的镜像。

　　国人对“熊猫时装秀”的反应其实就是国人自己的“心理写真”和“心理投影”，与赵半狄创作的本意并没有多大的关联——在这些貌似爱国、貌似自尊、貌似有骨气的声音后面，可以发现我们的民族心理的病态、脆弱、狭隘、虚伪和自卑。一个健康和强大的人，往往比一个虚弱和病态的人更能承受加在他身上的种种痛苦，而一点点风吹草动——如圆明园的兽首和赵半狄的“熊猫时装秀”——都足以威胁到国人的人格尊严、国家尊严和民族身份，引发国人剧烈的情绪反应，这不是病态、脆弱和自卑又是什么呢？

　　国人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其实与他作为个体的人的人格的病态、脆弱、不健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中国，凡是那些声嘶力竭地叫嚣爱国最凶的人，往往就是那么心理最脆弱，最充满了无能感的人。

　　于国人，“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其实是“团体自恋”这一心理残疾的外在表现，它是生活或精神贫困、单调、无聊与无能的人获得安全感、纾解自身的生存焦虑并与世界或人关联的一种方式。弗洛姆在《人类的破坏性剖析》一书里说，“它能够使团体里的分子感到满足；尤其是那些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人，特别需要从这方面得到满足。一个人，即使在团体里最可怜，最不受尊敬，都会因为这种团体自恋而获得补偿。他会觉得：‘我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团体里的一分子。我在事实上虽不过是个虫子，却由于我属于这个团体而变成了巨人。’结果，在生活中越是不满足的人，团体自恋就越深。”

　　鲁迅在《热风·随感录三十八》里称这种爱国为“合群的爱国的自大”，“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这国拿来做个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的了不得；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荣光，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倘若遇见攻击，他们也不必自去应战，因为这种蹲在影子里张目摇舌的人，数目极多，只须用mob的长技，一阵乱噪，便可制胜。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若败了时，一群中有许多人，未必是我受亏：大凡聚众滋事时，多具这种心理，也就是他们的心理。他们举动，看似猛烈，其实却很卑怯。”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国人的爱国往往并非真正的爱国，而是戴着“爱国面具”的“自恋”。因此，多有这种“团体自恋”的爱国者，并非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恰恰是一个国家的大悲哀和大不幸。中国的脊梁和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也绝非这些歇斯底里的“爱国者”，而是鲁迅所说的那些“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他们智慧、自由、务实、开放、独立、勇敢，能以批判性的方式介入世界，并向一切可能性敞开，自尊也懂得尊重别人——只有他们，才是偶像的破坏者与新事物的建设者，才能真正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历史使命。（宕子）

（责编：李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