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直以来延续的城乡二元化社会体系，浙江嘉兴市的做法，无疑具有积极的破冰意义。正像嘉兴市公安局副局长姚钰明所言，嘉兴的做法是在国内首次实现了“制度上的平等”。嘉兴市敢于第一个“吃螃蟹”，对于改善当前社会结构，促进城乡一体化和谐发展，其典范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在对其保持乐观态度的同时，仍不能不有诸多的思考和疑虑。

    首先，实现农转非，失地居民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如何解决。根据该市的政策，“鼓励有地居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被征地居民养老保险、以宅基地置换城镇住房。”以宅基地置换房地产这个主意显然不错，有了住的地方，也有了保险。但这些显然并不是生存最关键。支撑生活最基本的问题是就业问题，失去土地后，如何让他们有适合自己的职业，自谋生路，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在社会分工日趋精密化的当今时代，不少原来的“城市居民”都不得不面临失业或者二次就业的艰难选择，更何况这些专于伺弄庄家的新居民？

    其次，如果城乡一体化顺利实现，那么有限的城市资源能否避免崩盘的危险。很显然，就目前国内各地的情况看来，各地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社会文化资源等，都不同程度存在着分配不均或者短缺的情况。如何保证有限的城市资源能从容应对突如其来的新增人口，而农村原有的各类资源也不至于闲置浪费，避免出现一边挤破头，一边门可罗雀的尴尬，这都是城市决策者必须考虑的问题。户籍不存在区别了，但实质性的城乡差别还是显而易见的，如何缩小实质性的城乡差距，尽量减少或者避免频繁的人口流动，这更为关键。

    消除户籍上的差别，是实现平等的第一步。所有制度性的东西，其基本的出发点，不外乎是保障人的基本权利，捍卫人类共同的尊严与生活。当地率先打破户籍差异，确实值得期待。但解决基本的就业问题和社会保障问题，避免过于频繁的人口流动给城市带来冲击，以及农民失地后面临的基本生活困难等诸多的衍生问题，政府必须要有相应的配套措施与应对方案在先。只有防患于未然，才能真正体现户籍改革的现实意义。（刘长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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