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坚强"和"朱刚强"是两头猪，因为在地震中各自存活36天和49天后获救，引起媒体的关注，追捧，被视为生命力坚强的象征，网友对这种不伦不类的的追捧感到哭笑不得，因此大加调侃；王兆山则是在他的词作中以遇难者的口吻，表达对政府领导的感恩，被认为过于矫情，特别是"纵做鬼，也幸福"的感慨，和"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的期望，更被指责"强奸鬼意"，有亵渎地震死难者的嫌疑，遭到了一片声讨，而"纵做鬼，也幸福"在被简化为"做鬼也幸福"后更显出肉麻阿谀，令人生厌。

　　但是我们冷静想一下，这两者似乎都有合理的一面。

　　首先是"朱坚强"和"朱刚强"，其实在国外，对动物并不是那么不屑，外国人比我们更有爱动物的传统。大灾大害后，坚强生存下来的个人和动物被当作英雄，在国外是很正常的。在国内这种传统比较薄弱，在灾难和战争失败后生存下来的人，被当作英雄的可能性很小，而对动物的姿态，养宠物更是这几年才兴起的，本身就常被看做装腔作势。对猪这样推崇，明显不符合中国人传统的民族习惯，所以这次对"朱坚强"和"朱刚强"的嘲笑，其实包含着对跟潮流者，对新的"假洋鬼子们"的嘲笑，这种嘲笑，从鲁迅和老舍的时代开始，好象就没有中断过。

　　再看"做鬼也幸福"，其实如果还原为"纵做鬼，也幸福"，好象讨厌的程度就减轻了一些，不知道为何会简化成更加讨厌的五个字。王兆山的词作和"朱坚强"和"朱刚强"刚好相反，表现的不是外来的影响，倒有中国传统的君臣思想，官民观念的痕迹，引起警惕和诟病也在于此。其实在中国人的骨子里，确实也有着对"朝廷"，对政府的某种深刻的眷恋，这决不仅仅是官本位三个字那么简单的，王兆山的词作当然是太过了，但是对国家和领导人的关怀，一些民众感觉到的"宁愿肝脑涂地"也不是完全的空穴来风。只是在西方人道主义和各种思潮的不断冲击下，这种感觉，这种表述显得非常的不合时宜，所以对王兆山的嘲讽，其实包含着对旧观念的审视和警惕。

　　10年前，笔者的一个大学老师在课堂上提出疑问，我们到底是谁？我们是离义和团时候的大清国民近一些呢，还是离现在伦敦和纽约的翩翩洋人近一些？从今天我们对这两个事件的嘲讽来看，我们离两者好象都很远，远到可以产生警惕甚至敌视。但有时却又都很近，近到可以因洋人的观念去嘲笑旧的传统，也可以用民族的传统去调侃"假洋鬼子"，我们好象什么都不是，又好象什么都是，就这样徘徊在两者之间。

　　历史就是上帝，实践之后一切尽有答案，所以据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大概是他老人家早有安排吧。过多的担心当然是杞人忧天，但是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我们当然有必要认清在我们身上产生的各 种影响，理清民族大脑中盘根错节的各种思潮。我们是谁，我们要往哪里去，也许只有历史才能确定地告诉后人，但在我们这个时代，也需要自己有清醒的定位，尽管未必精确，但是至少要为观察、整理和利用自己的身上的东西提供一个基本的座标。（庄华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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