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和是一个以改革著名的政治家，也正因为他善于解放思想，所以取得了不少改革的成绩。但是，并不是改革家的每一次思想解放都没有问题，仇和这一次“没有明令禁止都可以想、可以干” 的思想解放，就存在双重错误。

　　其一，“没有明令禁止都可以想、可以干”，也就是说有明令禁止的，都不可以想，都不可以干。但“明令禁止”的不一定都是对的，实际上，现实中许多“明令禁止”正是需要改革者鼓起勇气去努力打破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仇和仅仅是一个保守的改革者。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在改革开放30周年的特殊日子里，再一次讨论思想解放，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众所周知，思想是属于个人脑细胞的神经活动，只要不以语言表达出来或者以文字传播出去，外界既无法知晓，也无法干涉，因此，思想解放首先必须承认和宣扬“思想无禁区”这一思想，即使有明令禁止，也是允许想的。

　　其二，“没有明令禁止都可以想、可以干”，这是一种行政授权，而这种授权的根本来源还是人民，因此，除了现有法律、规章制度的明令禁止外，政府是不是都可以想、可以干，还必须看人民答不答应。如果只看“禁令”，不顾人民的意见，人民就可能成为改革的牺牲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又可以说仇和是一个激进的改革者，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莽撞的改革者。

　　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强调转变政府职能，政府职能应该向什么方向转变，目前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建设服务型政府。也就是说，政府仅仅是为改革发展创造良好环境的主体，而不是创造财富的主体，必须从“运动员”的角色中退出来，当好后勤员、裁判员。而服务型政府最强调的就是依法行政，政府的所有行为必须限制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不得随意行为。另外，除了法律之外，还有道德，政府也不是“没有明令禁止都可以想、可以干”的。

　　仇和解放思想的言论中，出现相互矛盾的逻辑错误，实质上是目前整个社会对思想解放原则认识不清所致，因此，党中央有必要在此对全国人民，特别是领导干部，进行解放思想上的合理引导。实际上，对于解放思想，邓小平早就有经典的论述：“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决不能够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不能损害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对于建设法治国家进程中的我们，必须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要按照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改进领导班子思想作风，提高领导干部执政本领”的精神，切实处理好解放思想与依法行政的关系，既要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在解放思想的前提下做到依法行政，又要树立依法行政理念，在遵守宪法法律的原则下做到解放思想，从而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维护和实现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叶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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