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2月，一份立法招标公告出现在太原市人大网站及当地媒体上，内容是起草《太原市文化产业促进条例(草案建议稿)》。截至目前，已经有七八家投标单位报名参加。（《民主与法制时报》3月23日）

　　山西太原这次立法招标，已经不是首创。之前，北京、安徽、上海、郑州、贵州等地都进行了尝试。立法招标，因为打破了行政部门负责立法的传统，从理论上说，它有利于填堵律法漏洞，有利于杜绝部门利益，有利于立法民主，有利于民众参与社会立法；同时，它还有利于社会团体、科研机构、高等院所的研究更加结合实际，有利于充分发挥社会人力资源的优势。

　　理论上的千百种好处，如果没有现实的制度规制，可能只会仅仅停留在理论上，甚至还有可能导致“立法寻租”，不仅起不到理论上的作用，还会滋生腐败、重复劳动、浪费纳税人的钱。因此，很有必要给越来越多的“立法招标”先立个法，让它一开始就规范地发展。

　　虽然我国早就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法》，但《招标法》的宗旨主要界定在“保护合法利益”和“提高经济效益”上面，但“立法招标”可能更加注重“社会规制”和“提高社会效益”，因此，有必要给“立法招标”立个法。在立法方面，虽然我国《立法法》也明确规定“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但同时要求“立法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因此也有必要出台一个招标立法方面的补充规定。

　　要通过给“招标立法”立法重点解决这样几个问题：一是什么样的立法可以或者必须拿出来招标；二是“立法招标”如何保证不“重复工作”，不增加纳税人的负担；三是“立法招标”中“招标人”与“投标人”的资格；四是“立法招标”的操作程序，以及如何保证“开标”、“评标”、“中标”的公正性；五是对“立法”起草这一软指标如何保证质量的问题。

　　其实，很奇怪的是，我们一再强调国际惯例，可在“立法招标”这一问题上，笔者查找了很多资料，像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现代发达法治国家，都没有“立法招标”的做法。因此，“立法招标”是不是必须的？怎样规范“立法招标”就是我们应该冷静思考的问题了，而不能凭想当然的理论上的优势，就大加赞歌。（叶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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