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强调提高效率，似乎效率就是执行力，似乎办任何事情都是越高效越好。现在看来，其实并非如此，有时候效率越高，还越容易出问题，一些报载新闻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呼和浩特市委副书记王志平被害案尚在民间传得沸沸扬扬，2月15日，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已经作出批复，追认王志平为革命烈士[>>>详细]。据了解，呼和浩特市委四大班子近日将为王举办追悼会。（《广州日报》2月17日）

　　王志平案不仅民间仍然传得沸沸扬扬，而且警方也在做进一步的调查，事情还没有真相大白，一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党的优秀民族干部”，一个烈士称号就给王志平盖棺定论了。无论王志平是否符合烈士条件，但内蒙古民政厅“高效率”的烈士认定，还是有干涉调查的嫌疑，因为它给调查预设了结论立场。其实，如果王志平真符合烈士条件，认定也不急这几天；如果调查说明王志平并不是因为“执行革命任务”牺牲，呼和浩特市委四大班子必将处于十分尴尬的位置，甚至会带来“同案同伙”的质疑。

　　同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去年沸沸扬扬的“周正龙华南虎照事件”，在没有经过科学技术鉴定的情况下，陕西省林业厅坚持认为照片为真，甚至有位副厅长以乌纱帽为此担保，但终究挺不过民意的坚持，最终不得不选择在今年2月4日晚，就“草率发布发现华南虎的重大信息”发出《向社会公众的致歉信》。

　　在司法方面，因为追求高效，冤假错案更是时有发生。1994年，湖北公民佘祥林作为杀妻凶手进了监狱，一直等到2005年，被佘祥林杀死了的妻子出现在人们面前，冤案才真相大白，可佘祥林已经蹲了11年大牢了。去年又有媒体报道了河南农民郝金安1998年屈打成招被以抢劫杀人罪判死缓，却直到真凶落网一年多后才被于2007年12月18日释放，在大牢里面又是十年的蹉跎岁月。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只要上网搜搜，就可以找出一堆。

　　类似的情况，西方法治国家的效率却要低得多。美国著名的辛普森杀妻案，即使“大家都看见了辛普森沾满鲜血的手”，但“法律却不能说已看见”，经过马拉松似的审判，结果辛普森被判无罪。加拿大震惊世界的“皮克顿血案”，从1983年到2002年2月，苦无证据，只得让凶手逍遥法外近20年，即使在物证和证言都具备的情况下，加拿大检方和法院仍估计审判时间要超过1年，至今还没有判决。笔者在比较后，发现西方法治国家更加强调的是程序理性，他们“宁可放过真凶，却不可冤枉一个”，不追求所谓的高效；而我国强调的更多的却是平民愤，往往“宁可错杀千人，也不让一人漏网”，追求“斩立决”的高效。

　　著名杂文家徐迅雷写过一篇《大桥坍塌的中美调查之别》的文章，文章说同样是塔桥，美国的调查要18个月，我们的调查却只要几天，只不过调查结果的说服力天壤之别而已。徐先生在比较之后得出结论：我们只有“官员”与“专家”，而没有真正的“调查人员”；我们只有令人厌恶的“亚腐败共同体”， 却没有催人奋进的强大的“耻感文化”。也许这正是我们在需要高效的时候，往往没有效率可言，在需要刨根究底的时候，又往往匆匆下结论的根源所在。

　　我们办事的时候，不仅要强调效率，也要强调质量。既不能只讲质量而不问效率，如果这样，实质上就是一种懒惰或者浪费；更不能只讲效率而不管质量，如果这样，许多罪恶就会被效率遮掩。我们需要的是在保证质量基础上的高效，并不是所有事情都是越高效越好。（叶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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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李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