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督力度不能为官员级别所限

国家机关的高级官员（以下简称高官）是治党治国的中坚力量，其中绝大多数人扎实贯彻执政为民宗旨，积极落实科学发展观，勤政廉政恪守职业道德，以身作则起到了榜样作用。同时须承认，高官中也存在各种错误思想行为，特别是腐败现象时有发生，说明对身处治国理政关键岗位的高官进行监督十分必要。但是，对高官的监督却是薄弱环节，如果高官还是“一把手”，则监督难度更大，以致腐败分子都有体会。例如腐败分子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被执行死刑前曾哀叹，“假如江西的新闻媒体能够像美国记者曝光克林顿那样，敢于报道我的绯闻，我不至于落到死刑的地步”；再如犯受贿罪的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在忏悔中说：高级干部本应成为被监督的重点，但从这几年我自己的切身体会来看，不但未成为重点，往往变成了薄弱点，甚至是盲点，下级不敢监督，同级不好监督，上级难以监督。

我们已经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一系列相关制度，但是提高制度的实效性，完善和落实对高官的监督，还有许多必要的工作。其中包括必须纠正一个认识误区，即迷信高官人品一定优秀，自律一定严格，决策一定正确。存在这种认识，固然有党与政府公信力及绝大部分高官素质较高的因素，也不排除有公民意识缺乏和高官普遍与公众距离较远，对高官正面宣传多，批评质疑少，左右了社会认知的因素。应该明确，对高官迷信是根据官员级别，判断出现错误或腐败可能性的思维，本质上不离变相的官本位意识，理论上缺乏正当性，事实上缺乏真实性，实践上缺乏合理性。任何人，无论是体制内的上级、同级或下级，还是体制外其他公民，都不应迷信高官的自律能力，低估高官滥权的可能性，必须清醒、理性、务实地认识监督高官问题。理由如下：

从历史看。在我们党的革命斗争史中，党的高级领导人经受不住考验而叛变，时有发生。解放战争时期，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被敌人抓捕后都马上成为叛徒，出卖了组织和大量同志。有鉴于此，被敌人关押在重庆“白公馆”的革命先烈，对党组织提出了“狱中八条意见”，其中就有“注意防止高级领导成员的腐化”、“对上级领导也不要迷信”、“注意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生活作风问题”等内容。在新中国建立后，“意见”的现实意义丝毫不减，因为党内依然还存在高官腐化变质的问题，刘青山张子善就是典型。至于在上个世纪十年内乱中，一些高官胡作非为、犯下祸国殃民严重罪行的历史教训更不应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