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不断蔓延的诚信危机，不仅严重动摇着中国人千百年来积淀形成的道德底线，而且严重损害着实现社会和谐和社会稳定的价值基础。诚信危机的蔓延，无疑与我国正处转型期的制度不健全和市场经济社会的拜金文化的负面影响有关，但是，政府信用缺失，政府公信力下降是主要祸根。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国家政府是人民道德生活上的一种精神结合，是公平、正义和最高最广泛的善业的化身。中国传统哲学把政府看成是正名分、行仁义、尊德性的表率。政府也因此而博得人民的信任与拥护，社会也因此而形成秩序。然而，由于认识与理念上的偏差，由于行为及体制上的障碍，以及行政公务人员素质方面的原因等，当前政府信用依然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比如政府少数公务人员依法行政理念缺失而致公权力滥用问题，政府的一些行政政策缺乏合法性、稳定性与连续性问题，行政决策的随意性与盲目性问题，行政行为的不规范而致政府行为的缺位越位与错位问题，以及行政行为缺乏公开透明存在某些环节的暗箱操作问题等等，都在不同层面影响了政府在社会公众中的形象与公信力。政府公信力下降不仅造成政府执行力低下和运行成本上升，而且对社会信用体系、经济投资环境和社会政治秩序等造成严重危害。因此，要重建社会信用体系和诚信秩序，政府必须“正人先正己”，明确自己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核心”地位，通过建立阳光政府、廉洁政府、法治政府和诚信政府来取信于民。

第一，政府要提高自身运行的透明度，让民众广泛参与政府公共事务决策和监督。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一直是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成功的宝贵经验。因此，政府决策不能背着群众，凡是不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都要向群众公开。特别是要推进财政预算、公共资源配置、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社会公益事业建设等领域的政府信息公开。政府全部收支都要纳入预算管理，所有公共支出、基本建设支出、行政经费支出的预算和执行情况，以及政府性基金收支预算和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等情况都要公开透明。唯有如此，政府的所作所为才能最大限度地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同、支持和欢迎。相反，如果政府不相信群众，公共决策闭门造车，即使出于公心，也会招致群众的猜忌。决策执行不出问题还好，如果出了问题，就容易以讹传讹，严重损害政府形象。一旦出了问题，不能避而不谈，甚至蒙蔽群众，要及时把问题真相公之于众，自觉接受群众的问责和群众监督。政府要群众相信自己，首先要自己相信群众。如果远离群众，甚至高高在上，政府不仅不会得到群众的信任，而且会被群众疏远或抛弃。

第二，政府要主持公道，带头维护社会正义。俗话说：“公生明，廉生威”。政府作为公道正义的化身，要自觉捍卫社会的核心价值和道德底线。如果政府不能在裁决社会纠纷中主持公道，惩恶扬善，抑制私欲，其任何偏向和不公，都会严重混淆人们的是非观，扭曲人们的行为预期，混乱社会交往秩序。因此，政府不能为任何既得利益集团所左右，更不为任何势力所屈服，要以自己的公道、正派博得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要以自身的公正、廉洁树立自己在群众中的威信。

第三，政府要依法行政，自觉维护法律权威。要提高政府公信力，最重要的就是要解决长期存在的“权大于法”的问题。为此，必须明确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职责权限，使各级政府职权法定，行权有据。同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牢固树立以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自觉养成依法办事的习惯，切实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突出矛盾和问题的能力。

第四，政府要求真务实，坚持诚信为民。政府要取信于民，就必须彻底转变政府职能，变“全能”政府为“有限”政府。政府要主动划清与市场的界限，坚决把政府管不好、干不好的事情交给市场和社会，彻底改变“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做法。同时，还必须大兴诚信服务之风，坚持言必行，行必果，有诺必践，说到做到，做一个对社会负责、受群众信赖的政府。因此，各级政府都必须力戒形式主义和好大喜功，彻底杜绝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文山会海、达标评比等形式主义陋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