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届中如果官场“潜规则”屡屡奏效，如果“没有背景”的干部总是吞下苦果，如果“劣币驱逐良币”效应在组织人事领域中不断呈现，如果会议上的要求及文件中的原则与干部选拔任用的现实相差太大，如果干部进退留转的决定权仍然只掌握在极少数人甚至“一把手”手中，那么，要让干部“正确对待”，显然很不合情理。而要解决这些问题，一个基本的着眼点，就是要下决心把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贯穿于干部进退留转工作中。

现在正值各级领导班子换届之时，许多领导干部都面临着一个进退留转的问题。“进”，主要是指新进领导班子或在换届中得到提拔；“退”，主要是指在换届中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留”，主要是指在换届中继续留任原职；“转”，主要是指在换届中平职交流。领导干部进退留转的问题事关重大，既直接关系到党和人民的事业及方方面面工作的继往开来及可持续发展，也关系到许多干部的自身发展及切身利益，还关系到执政党用人政策的价值导向甚至人心向背。正因为如此，一段时间以来，从上至下，各级党组织（尤其是党的纪检及组织部门）都高度重视，大力强调领导干部要正确对待进退留转。而强调的重点，主要是要求领导干部要确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努力实践共产党人高尚的人生价值。应当说，这是完全必要的。领导干部对待自身在换届中进退留转的态度，往往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一个领导干部如果一事当前总是个人患得患失，或者总是钟情于那种完全有悖于党性原则的官场“潜规则”，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正确对待进退留转。

但是，对于进退留转问题，只是强调领导干部的态度，或者再加上“严肃组织人事纪律、确保换届工作风清气正”，够不够呢？从多年来换届工作的实践看，还不够。我们应当承认，进退留转的确与干部的切身利益、既得利益息息相关。一个干部经过多年辛勤工作、努力奋斗所积累的现有职务，对个人来说至为珍贵，希望在此基础上有更大的发展，特别是在换届的难得机遇中有所收获或得到妥当的安排，这是合情合理的，理应得到包括党组织在内的理解和尊重。马克思讲得好：“‘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特别是在和平年代及市场经济的社会里，任何对个人合理利益的忽视，都可能产生消极的后果。这也为多年来党的干部工作的实践所证实。只有把党组织的意志与个人的实际情况、组织的安排与干部的合理利益结合起来，正确对待进退留转才有可靠的基础。当然，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是党员领导干部在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的。

这样看来，要真正做到让“进”者令人信服，“退”者心情愉快，“留”者意志不衰，“转”者迎接挑战，就不仅要强调领导干部的态度问题，也需要重视涉及利益问题的公平正义原则的实现。试想一下，在换届中如果官场“潜规则”屡屡奏效，如果“没有背景”的干部总是吞下苦果，如果“劣币驱逐良币”效应在组织人事领域中不断呈现，如果会议上的要求及文件中的原则与干部选拔任用的现实相差太大，如果干部进退留转的决定权仍然只掌握在极少数人甚至“一把手”手中，那么，要让干部“正确对待”，显然很不合情理。而要解决这些问题，一个基本的着眼点，就是要下决心把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贯穿于干部进退留转工作中。可以肯定，换届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一个难得的有利时机，我们理应抓住时机、用好时机。

例如，干部进退留转的工作能否做得更公开透明？不仅干部进退留转的政策规定要公开，而且有关组织决定事项的程序、依据、考量标准等也应公开，并能接受干部及公众的质询。公开是公正的前提，涉及至关重要的切身利益的事情尤需公开。多年来似乎有一个误区，就是认为换届工作原则性、保密性强，尤其是干部进退留转敏感而复杂，就更强调其保密性。因此，对干部进退留转的安排，往往就局限在极小的圈子里，采取极严格的保密措施，甚至显得神神秘秘，而一经宣布组织决定，干部只需照办就是。这样做固然省事，少了许多麻烦，但也很容易给那些“长官意志至上”、个人或极少数人决定干部命运、拉关系走后门、任人唯亲、暗箱操作一类官场“潜规则”以及形形色色的腐败现象提供方便之门。这样，就很难保证进退留转工作的合理性及公正性。

又如，干部进退留转工作能否做得更民主一些？不仅需要完善民主评议、民主推荐一类举措，更需要大力推进竞争性的民主选举。干部进退留转，“进”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如何解决“进”的问题呢？在现实中主要是靠组织的安排，即使是选举，也实质上是组织意志主导的安排性选举。这是一个不争的现实。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这类做法有着明显的局限性，既不利于各种人才脱颖而出，也不利于在党内营造彰显公平正义的竞争环境，还容易助长跑官要官买官一类腐败行为。一些干部对“进”的事情心存怨气，有的并不是怨自己的运气不好、怨自己先天不利（如缺乏家庭背景、关系渊源等），而是怨党内缺乏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使自己的德才难以施展。这些，都缘于党内“民主太少”（邓小平语）。

再如，在干部进退留转工作中如何有力地破除“官本位”的影响？“官本位”是封建主义的糟粕，但无需讳言，“官本位”至今在党内生活中有着很深的影响。以官为贵，唯官是尊，“官阶”成为一种主要的价值尺度和利益尺度，这已成为党内生活中一种积习很深的弊端，许多干部的进退留转工作难免受此影响。以官职为奖赏、为安慰，冠以某种官场级别的调研员、巡视员满天飞，把人大、政协作为安排“退”的官员的去处使其能继续流连于官场，这些，不仅党内外群众早已反映强烈，也难免使干部的进退留转受到扭曲。因此，如何坚定不移地肃清党内生活中封建主义残余影响，下决心从制度上、政策上、舆论引导上、领导带头上去破除“官本位”一类早已不合时宜的旧习，实实在在地去弘扬杨善洲精神，也理应是换届中进退留转工作不容忽视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