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总量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内需不足，而且还和世界经济的恢复不明朗交织在一起。一方面，我们担心经济增长可能陷入低迷、低增长；另外一方面，通胀压力特别大，成本提高和一些输入性的国际因素会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成本，推动国内市场的价格总水平上升。2008年政府为了应对金融危机采取强有力的扩张手段，虽然收获了比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但也为未来的通货膨胀留下了隐患。

事实上，我国目前的通货膨胀是2007年通货膨胀的延续，只不过全球金融危机打断了这一进程，引起通货膨胀的各种深层次矛盾并没有解决，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事实上又强化了这种矛盾。从长期看，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过程中，价格总水平是需要适度上升的，否则，价格信号就不能很好地成为引导资源配置的基本工具。但是如果市场制度不健全，信息传递不及时，或者是宏观调控出了问题，商品价格该调整的时候没有及时调整，一旦爆发出来就会引起很大的震动。从2007年以来的CPI变动看，食品价格的变动始终是影响价格总水平的主因。如果说过多的货币供应导致了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那么在生产领域，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则体现了经济发展的诉求，农产品价格的大幅上涨尤其反映了这一点。如果说在其它领域，生产者可以通过技术进步、压低成本空间等消化部分生产资料的上涨，那么在农产品产销领域，这样的空间是很小的。且不说农民提高收入水平方面的要求，仅仅就农业生产资料的上涨而言，就不是通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所能消化掉的。还有企业的劳动成本、能源和资源产品的成本的提高，事实上都反映着经济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长期来看，要保持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还是要解决我国经济面临的结构性矛盾。我国的经济发展存在四个方面的结构性矛盾：

第一方面是内需不足。在2003年到2007年间我国平均经济增长率是10.6%，这里面有2.6%是出口贡献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原因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国际市场波动对本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的影响太大。要摆脱对外需的过度依赖就需要发展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制度和技术创新的能力。这不是短期的政策能解决的，需要长期通过制度的变化来解决。

第二个方面是投资和消费结构失衡，消费需求不足，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需求。改革开放以来，剔除价格因素后我国投资需求每一年的增长率在13.5%左右，这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差不多一倍。在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10%的经济增长中，消费需求会占到6%~7%，而我国正好与此相反。要解决投资和消费失衡不是简单的政策问题，还需要在制度上进行一系列的调整。

第三个方面是收入分配中出现的一系列结构性矛盾。我国居民收入增长是比较迟缓的，这就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真正的消费主体应该是居民，而居民的收入增长缓慢严重影响内需的扩大。除了大格局结构失衡之外，在居民收入内部，居民收入的差别在扩大，而且扩大的速度比较快。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好处，更多更快地给了收入比较高的阶层，而大多数的低收入或者中低收入阶级的收入增长更慢。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他们倾向于去买保值品、去投资、去储蓄，而不是消费。这样一来，大量的国民收入从消费当中沉淀出来了，这就导致消费需求不足。收入分配的差距扩大问题，不仅影响社会公平目标，同时影响效益目标、经济增长和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第四个方面是我国的社会发展水平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的矛盾。这本质上就是城市化的问题。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和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起来，城市化水平相对还是落后的。城市化是一种生活方式，城市化水平低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城市化水平低造成的城乡差距大。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提高农民的收入，同时，通过城市化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提高农民的受教育水平和就业机会，然后提高农民的人力资本价值，进而实现农民收入的增加。这也需要我们进行长期的努力。

改革开放以来，GDP指标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或主要目标，把年均10%的经济增长率保持这么久，这是我们的伟大成就。由于我国的人均发展水平仍然不高，同时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适度的经济增长仍然是需要的。但是从现在的情况看，由于各方面条件的约束以及经济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我们可以适度地放慢经济增长。我国“十二五”规划提出年均增长率达到7%，同时还要求居民收入的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这种调整是积极的，同时也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提出了艰巨的任务。这事实上要求在经济增长率下调的情况下，居民收入的实际增长仍然保持不变，这就要求我们在经济增长中解决深层次的结构问题，使我们的经济发展更加均衡、更有效率。而这些结构问题不是短期的宏观财政和货币政策能解决的，它要靠制度创新，转变发展方式。而转变发展方式的核心是让经济增长的动力从一般的要素投入量扩张转变到要素效率的提高，依靠技术的进步拉动经济增长。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使社会公众公平地分享到经济发展的福利。而从最终需求上看，这就要求我们调整传统的通过扩大出口、扩大投资来实现规模扩张的作法，结合我们在本世纪实现全面实现小康的目标，把保持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稳步增长、结构更加合理做为更重要的发展目标。而出口、投资和GDP的增长则应该服从于这个目标，换句话说，也就是要以较低的出口、投资和GDP的增长率，获得较高的消费增长率。而我们的制度创新、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宏观调控，也应该服务于为这个目标。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