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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被恩格斯称之为“不亚于唯物史观伟大发现”的第三大发现，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我国一些学者深受前苏联卢森贝模式的影响，对于《资本论》及其手稿中蕴藏的方法论瑰宝并未做深度挖掘和文本解读。而马克思及其中介范畴理论等原创性思想，凸现了马克思经济学方法的当代价值、原创性质、理论张力和时代意义，它们实际上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新的增长点，成为建构中国经济学体系、经济发展模式和诠释经济发展方式的方法论基础。

一

也被称为“总体性”原则、“整体性”研究方法、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构建学说。它是超越了黑格尔逻辑学的“正、反、合”命题、方法论整体主义的一场方法论革命，是正确处理主体和客体、具体总体和思想总体、历史和逻辑之相互关系，“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的方法。

马克思从“生产总体”出发，区分了作为客体的“具体总体”——就是客观存在的社会形态尤其社会经济形态——以及再现于人的思维之中的、作为主体的“思想总体”。后者对具体总体的再现是通过一系列经济概念、范畴、规律、理论的建构，并最终赋予经济学逻辑结构体系的形式，是一个具有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逻辑体系总体。

卢森堡（Rosa Luxemburg）、卢卡奇（Ceorg Lukacs）等人推崇“总体性”、“总体范畴”及其“至高无上性”原则，指出：总体范畴是辩证法的支柱，“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卢卡奇，1923）。

二

“思想总体”再现“具体总体”，有两个前提条件或者方法论基础：

其一，从哲学广义方法论角度来讲，就是马克思的社会机体总体论（马克思，1858）。它揭示了“具体总体”的“整体的联系”和发展规律：“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从无中发展起来的，也不是从空中，又不是从自己产生自己的那种观念的母胎中发展起来的，……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有机体制在历史上就是这样向总体发展的。它变成这种总体是它的过程即它的发展的一个要素”，进而把这一总体的内在联系和“总体性”原则概括成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与“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的矛盾，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马克思，1859年）。而这种推动总体的原动力是包括经济因素在内的关于社会或历史发展的合力（恩格斯，1890）。

其二，从经济学狭义方法论角度来讲，就是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总体构筑方法。《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结构、《资本论》四卷结构及其蕴藏的“大写的逻辑”正是马克思逻辑体系总体构筑方法演绎的产物。这一方法是“总体”方法论的具体化，是“思想总体”再现“生产总体”和“具体总体”，并从总的联系和内在矛盾中逻辑地再现社会经济形态总体的一门学问，一言以蔽之，就是构建“生产力（生产资料）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运动的逻辑体系（马克思，1858年），这也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同时，也验证了一句名言：“真理只有作为体系才是现实的”（黑格尔，1807）。

这一经典论断出自被马克思评价为“为重要的社会关系观做了第一次科学表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8经济学手稿）之中的“经济学提纲”（8条），其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不亚于彰显马克思哲学革命原创性成果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1条）。

这一方法论的其他规定性还有：1、结构的规定性和层次性。2、经济学范畴转化或移植的三大规律：范畴转化的动力来自范畴自身内在的矛盾而不能借助于后继范畴；转化路径是范畴中介管道；具备“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二重性的范畴，在不同社会经济形态之间的移植规律。3、矛盾分析贯穿于逻辑运动的全过程。4、经济学元范畴（逻辑起点）、中心范畴、中介范畴的选择原则。5、抽象法、历史与逻辑相一致以及从抽象呈螺旋式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等。

马克思关于“思想总体”再现“具体总体”的总体方法论，无疑是建构中国经济学体系和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基础。

三

涵盖范畴运动三大规律在内的中介理论，是总体方法论不可或缺的基础性理论。因为辩证法运动和逻辑体系总体运动实际上是一种无求助于外力的凸显自我扬弃、自我否定、自我发展的内源性矛盾运动，具有对立性、统一性和中介性。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都经过亦此亦彼的中间环节或中介范畴而互相过渡、转换或移植；倘非如此，仅仅关注矛盾的对立或统一这两极，事物的矛盾运动就会陷入非此即彼的两极对立和两元对立，就不能完整地认识社会经济形态总体的现实运动和逻辑体系总体运动的全过程。我国哲学界和经济学界步前苏联思想界之后辙，在很长一段时间鲜有人涉足中介研究领域。但近些年来，这一领域的研究已呈现风起云涌之趋势，如“马克思总体方法”（顾海良，2005）、“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建学说”（颜鹏飞，2006）、“整体性研究方法”（梅荣政，2004）、“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郑丽娟，2009）、“总体性原则”（仰海峰，2011）等。

应该区分两种意义上的中介环节、中介范畴和中介运动。

第一种意义上的，即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中介，它是逻辑演绎和体系构建的“枢纽点”、逻辑中项，也是范畴上升或转化的条件和过渡及转换环节（例如货币是商品转化为资本的中介范畴）。毋庸置疑，这是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总体构筑方法的重要一环，把握一切“中介”才能真正地认识事物，这是逻辑演绎和体系总体构建的重中之重。

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总体的生成和演绎依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概念辩证法的运动。它作为一种“思想总体”要素的诸种范畴的自我运动，实质上是一系列中介范畴、中间环节之间的中介运动。马克思早在《巴黎笔记》（1843—1845）中提出关于范畴转换的“中介活动”、“中介运动”、“中介环节”、“中介过程”理论，并且把货币范畴视为人的“异己的中介”；以后，在《资本论》手稿中，又揭示了“总体的各个环节”的“同一”和“差别”问题，以及范畴运动的“同时性”、“相继性”亦即“关联性”，并且批评了李嘉图舍弃中介范畴的“过度抽象”的逻辑错误，即跳过从价值到生产价格之间的许多重要的中介环节和演变过程，把价值直接等同于生产价格，从而引发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理论体系相继倒塌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第二种意义上的，即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中，横亘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中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严格地讲，是一种研究对象总体，应该把中介范畴、中介环节和中介运动纳入研究对象总体之中。

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不应仅定位于单一的生产关系（斯大林，1952）、生产力（熊映梧，1978）、生产方式（于金富，2008），以及“联系生产力分析生产关系”、“结合生产方式分析所有制”（何干强，2008）或者“生产关系总体”（胡钧，2011）；而应定位于凸显整体性原则的生产力——中介范畴——生产关系的研究对象总体模式（颜鹏飞，2011）。持类似观点的，还有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模式（吴易风，1997）。

确定这一研究对象总体模式的重要意义在于：生产关系是不可能直接与生产力发生作用的，它必须通过一系列中介范畴、中介环节和中介运动，才能与现实生产力相结合。因此，基于中介范畴和中介环节的亦此亦彼性质，即具有既有生产力属性又有生产关系属性的亲和力，由此而成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相互结合的沟通管道，扮演了旨在推进生产力发展、诱致生产关系革命、变革或完善从而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达到最佳结合的突破口这一重要角色。选择何种能够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平衡发展的中介范畴和突破口？必须审时度势，依据所处时代条件、具体环境和经济发展状况而定。马克思所说的“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东西”（马克思，1858），即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机制以及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发展方式、管理方式、分工、产权、股份制等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中，不同程度上扮演过中介范畴和中介环节的角色。

在中国，如果说，实施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的突破口是推翻已成为生产力发展桎梏的旧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制度，邓小平发动改革开放的突破口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计划经济体制而代之以市场经济体制，那么，现阶段终于找到的中介范畴和中介环节就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今后数十年贯穿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从而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平衡发展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