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媒体如此发达的时代，人们热衷于即时感受真实、事实，这给传统文学创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有多家主流刊物都拿出栏目来推崇“非虚构”，这给传统文学发展的方向和对未来的信心，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多媒体时代，文学创作何去何从？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方向如何把握？这在今天都成了要重新思考的问题。
文学无力回应现实，不只因为现实太丰富，也因为缺乏想象力
文学刊物标举的“非虚构文学”，其实是80年代后期兴起的纪实文学、报告文学的另一种说法。虽然强调了“文学性”，但纪实性和新闻体无疑是其写作特征。就这点而言，它肯定受到当今大众媒体的影响。媒体对现实反应的迅速快捷以及丰富多彩，已经吸引住公众的全部注意力，文学似乎不关注当下发生的那些事件就无法在当今社会占据一席之地。这种心理当然可以理解，刊物要生存，就要引起关注，就要适应潮流，顺势而为。但是文学刊物一定要明白，文学追踪现实，反映即时发生的事实，注重事实和事件的真实性或现场感，永远也比不上新闻媒体，纪实报道，永远也比不上图像与网络资讯。文学转向即时当下的现实事实反映，强调纪实性，会引起某种程度的关注，但决不会是以书写文字为载体的文学的擅长。要说快速，现在有现场拍客，有新闻报道，有微博；要说逼真，有摄像机的影像。当然，“非虚构文学”可以在表现的广度和深度方面有一定的优势，但电视专题节目的深度报道，也同样可以在这方面把“非虚构文学”比下去。
文学标举“非虚构”，据说是因为现实比文学虚构更丰富、更生动，已经不需要文学虚构，文学只要记录和报道现实就行。美国60年代也是在风起云涌的激进主义运动和反越战的现实中，产生了诺曼·梅勒、杜鲁门·卡波特、汤姆·沃尔夫等人的“非虚构文学”。后来鲍德里亚在理论上阐释为“仿真”，即是说，当今处于符号时代，一切都符号化了。现实反倒比虚构更像虚构，文学艺术的虚构已经比不上现实发生的事件更具有虚构特征，现实反倒像文学艺术的仿真。当今中国确实有着无比丰富变化多端的现实：无数的改天换地故事，人民重新创造历史的故事；建设的奇迹、速度的奇迹，以及丑小鸭、灰姑娘、宦海商海沉浮等故事，铺天盖地，俯拾皆是。文学只要如实记录下来，就足以生动无比，引人入胜了。文学没有能力表现今天的现实，不只是现实无比生动，同时也因为文学缺乏想象力，二者相加，文学反映当今社会现实就处于严重缺位状况，愧对于这个了不起的时代。
其实，“现实”又被提到如此重要程度，还不只是它突然出现的生动性值得关注，同时还有漫长的传统在起作用。“现实”之于中国文学，永远具有优先权，对现实的顶礼膜拜并非今天才有的新鲜事。中国文学从现代以来，就发展出一套反映现实的理论，现实主义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基本创作方法，也是它的生存规训。因此，用关注现实来要求中国文学那是顺理成章的事。文学关注现实无疑必要，甚至至关重要，但文学如何关注现实，却并非如此简单。如果依然是要保持文学的方式，那就无法脱离文学的特征去追踪现实。最终的评价，是要文学，还是要它反映的现实？前者是文学的方式，后者则是把文学当作反映的工具，当作报告、新闻特写、社会调查来对待。很显然，我们讨论的实质还是在于：在今天文学如何来反映现实？
虚构说到底是艺术提炼，它强调作家的个体经验和主体能动性
应该看到，《人民文学》等几家刊物标举“非虚构”，关怀现实，确实取得了相当可喜的成就，如梁鸿的《梁庄》，慕容雪村的《中国，少了一味药》等，无疑各自以独特方式反映了现实中的严峻问题，其感受和思考都独到而有深度，确实给文学面向当今现实，打开了一个相当丰富而有活力的方向。但是，我们毕竟要看到，文学一旦强调纪实性，其传统的、经典的文学经验就会有所减弱。我们迄今为止，依然没有放弃关于文学的一套经典标准，显然，这样的标准不是仅仅在“现实性”这一角度来评价文学，而是综合了更多的因素。“非虚构”无疑是一个极好的办刊物的创意，也不失为文学面向现实的一种呼吁，但它不可能是今后中国文学发展的唯一方向，也不能由此就表明中国文学就要全部转向面向现实的“非虚构”。《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有过明确的解释：“我绝没有意思劝人家不写小说，都去非虚构，《人民文学》也绝没有计划少发乃至不发小说，只搞非虚构。我们的志向是发最好的小说、也发最好的非虚构。但是，我们也‘吁请海内文豪’，对于这个世界建立起刚健有力的行动和认识意愿。”这一段话表明《人民文学》绝对没有要用“非虚构”来代替“虚构”的意思。一部分当代作家借助二手资料，看电视、上网、读报纸来写作，长此以往当然没有充足的生活准备，因此，呼吁对现实世界的行动与认识意愿，也就是深入生活、体验生活、感受生活的另一种表述，无疑是必要和正确的。
但我们依然要看到，“虚构”是文学的主导特质，离开了“虚构”，文学就难以存在。虚构说到底就是艺术提炼、艺术化的表达。“虚构”强调的是作家个体经验，作家主体的能动性。在中国现代以来的文学实践中，因为外部社会的强大要求，作家的个体经验和主体能动性被降低到微弱地步，于是现实主义要求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的“本质规律”，而这样的“本质规律”是被意识形态事先确定的，文学批评可以据此事先存在的“本质规律”来质询文学作品表现现实的“真实性”。事实上，现代以来的中国作家的个体经验和主体能动性，直至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得以释放。一方面是因为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弱化；另一方面是只有更加多样的文学经验的积累，作家的艺术手法更加丰富多样，其个体经验与主体能动性才可能表现出来。文学不直接而焦灼地关怀现实，实在时间有限。这也是当代中国文学并未充分发展起心理叙事的缘由所在。
“虚构文学”的危机，现在转向“文学虚构”的危机。当代中国文学遭受诟病大约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上半期，在21世纪的过去几年间更是甚嚣尘上，而“垃圾论”的宣判则是其顶峰。文学不能成为当代社会中心，没有历史上风光，是不争的事实，但这未必是当代文学不行，而是社会现实发生了深刻变化（例如媒体超强兴盛就是其中原因之一）。过去文学承担了太多的责任义务，因为也只有文学能够承担，新闻和历史学、政治学乃至经济学和法学都不能承担，所有责任集于一身，文学的影响力也当然强大。现在，各司其职，政治经济改革有政治学和经济学，还有行政部门；社保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有社保、环保部门和媒体监督；反腐问题有纪检机关；“三农”问题有全国的知识分子在发言；民族、宗教以及国际政治问题太专业敏感，文学也不便发言；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文学的地盘越来越小，它只能回到自身，也就是回到故事和虚构，但不曾想文学的“虚构”遭遇到合法性危机，它几乎眼见着就要被“非虚构”取代，文学何以为继？
“文学虚构”的危机，是盛行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在文学领域的延伸
“文学虚构”的危机，根源于当今精神性价值受不到重视。虚构文学在思想、文化底蕴以及个人经验方面做出的探索，这样的精神活动并不被视为有什么价值。相反，实用的、有用的以及诉诸社会普遍公共问题的作品才有存在的必要，才有“现实意义”。我们对文学作品揭示的人类精神生活以及文学作品包含的思想和文化价值依然理解得很机械、很功利。长期以来，我们视个体化经验的深刻性，不如社会公共问题的意义更大，文学中的庸俗社会学迄今为止还有很大市场，甚至以各种名目重新获得了强大的道德力量。我们一方面指责当代文学作品没有深刻的思想，没有深厚的精神内涵；另一方面，我们不断地敦促文学作品关注现实问题，要去表现现实中精彩纷呈的生活。本来这二者并没有矛盾，也可以做到内在的统一，但在实际上，文学作品的精神性价值问题，个体经验的独特性和深刻性，并没有多少人真正重视。长此以往，作家不会执着于此，读者亦不会真正关切，甚至有可能视而不见，弃之如敝屣。这就是中国的虚构文学一直“虚”不下去的根本缘由。
我们可以看看近些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雪》，略萨的《城市与狗》《胡利娅姨妈与作家》，库切的《耻》，耶里内克的《钢琴家》……这个名单在这一意义上可以无限地开列下去，更不用说上世纪80年代中国作家奉为圭臬的卡夫卡、马尔克斯、博尔赫斯、乔依斯、普鲁斯特等人的作品，这些作品并没有那么直接的现实性，它们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其个体经验的深刻性，对人类命运的广博洞悉以及对生命存在精当而微妙的体验。世界性的文学经验从未把文学与现实直接而焦灼的联系视为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手段，也不会相信这种直接性可以造就最好的文学作品。尽管中国文学要走自己的道路，但这样的路径肯定不是在世界之外，也不是“觉今是而昨非”完全另辟蹊径，它是在自身既定的经验基础上的深化和开辟。
虚构是文学的生命所在，没有虚构就没有艺术想象力，也就没有文学
其实我对中国当代虚构文学（或文学虚构）倒没有那么悲观，相反，还是乐观其成。尤其是近些年，有些小说倒是在回到乡土中国叙事中体悟到作家个体经验的深刻性，虽然也是贴着历史或现实，但个人感悟和语言锤炼进入到一个更加纯粹的境界。一些作品中，历史叙事与中国人的生存事实和命运是息息相通的，真正有深刻性的作品，并不那么拘泥时间和空间，恰恰是它具有更强大的历史穿透力，可以从过去穿透至现在，直至绵延向未来。这样的虚构文学虽然越来越少——今后或许也只有极少数的作品真正有艺术虚构能力，但它们的存在却是整个文学得以存在延续的根本生命脉络。
尽管我并不认为文学虚构不具有合法性，也不认为贴近现实就是拯救文学的法宝，但我同意“对于这个世界建立起刚健有力的行动和认识意愿”这种呼吁，因为这一切——中国当代如此富有活力的现实，确实可以冲撞中国作家的心智，激发其思想感悟，开启其想象力。另外有些作家转向艰苦的田野调查，转向认真扎实的案头准备，但这一切，不管是虚构还是非虚构，都要转化为文学的方式，说到底就是最终有效的艺术提炼，有创造性的文学虚构。“虚构”过去是、今天是、未来依旧是文学的艺术生命所在，没有虚构就没有艺术想象力，就没有艺术地表达，也就没有文学。说到底，文学虚构就是文学性本身。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