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家创新系统研究的问题与方法

（一）制度关系是国家创新系统范式的主要研究问题

为什么制度对于创新研究是重要的？相对于传统经济学解释而言，国家创新系统范式强调的是：为什么技术进步不是外生的，为什么影响技术进步的社会因素不是彼此独立的？相对于比较制度研究而言，国家创新系统范式强调的是：为什么由不同制度性行为者组成的网络对于创新与长期经济发展是重要的？

从熊彼特对公有技术与私有技术的划分出发，Nelson认为工业技术的很大一部分是由通用知识构成，即关于某一事物如何工作、影响绩效的关键变量、一般性的约束条件、该事物演进的一般机制以及探索的大致方法等知识；这部分技术具有潜在的公共品色彩。而另一部分则由专业知识构成，即关于特定的操作方法、以及在特定条件下为实现某种目的操作所带来的衍生物（Nelson, 1988，1990）；专用知识在特定的条件下是私有的。这两部分技术在所有属性上矛盾，但同样重要：通用知识带来知识扩散，形成更大范围的经济效益，使消费者能充分享受创新所带来的福利；而私有的专用知识则为创新者带来了暂时的垄断优势，为创新提供激励。同时，通用知识为新知识（包括新的专用知识）的再生产提供了广泛的知识储备，而专用知识则逐渐向通用知识转化——大学和公共研发机构的科研、教育系统对人的培训、技术人员的流动、竞争者之间的互相学习与合作、专利制度所要求的信息披露等，都会促进这种转化。

那么，平衡通用知识与专用知识的矛盾，实现两种知识的协同发展，就是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这就涉及一系列制度性行为者，如立法、政府政策、公共科研机构、教育部门、工业实验室、劳动力队伍等等；而它们之间的制度关系则构成了两种知识协同发展的框架。

新知识的创造过程本身也离不开制度支撑。成功的创新需要把用户需求与技术机会结合在一起（Lundvall, 1988, 1992）。而现代工业的垂直分工往往分离了技术的提供者与用户；那么，技术提供者与一部分用户之间的互动是让需求与机会结合的关键。而信息的沟通必须要有相应的通道（Arrow，1974），这就使得市场实质上都是“有组织的”，即知识的创造依赖于构建提供者与用户之间信息传播通道的一系列制度关系（Lundvall, 1988, 1992）。而提供者与用户之间的互动，又具有时间性（如路径依赖）和空间性特征（如复杂信息或缄默知识的扩散的有效性随距离增加而衰减）；创新越复杂，对互动的要求，以及互动对时间与空间相近的要求也就越高。这就使得创新，尤其是复杂创新，离不开本地制度框架的规制。

因此，现代工业中新知识的创造、通用知识和专用知识的协同发展都建立在各国的制度框架上；且制度性行为者之间的互动往往不是单线的，而是多元的、系统的。在实践中，特定的输入激励会驱使整个创新系统发生非线性的变化；而某一目标的实现，往往需要同时改变多种输入激励才能逼近所期待的效果（Lee and von Tunzelmann, 2005）。

这就凸显了“国家”视角的重要性。国家规制了最基本的制度框架，如所有权及其交易规则；政府履行着绝大部分结构性制度的决策和执行，如反垄断、税收、金融、教育及公共科研等（Pelikan，1988）；政府还制定了各类技术标准，使信息流通更有效率或更无效率；意识形态及文化也对信息流通与知识转化有显著的影响（Johnson,1992）。

（二）历史研究是国家创新系统范式的重要研究方法

所有与创新相关的行为者及制度关系都是在特定的实践和环境中发展形成的。因此国家创新系统研究要“把历史放回到经济学中去”（Freeman，2002）。本文将通过分析“制度-创新”关系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多样性来说明历史研究对于这一范式的必要性。

1.“制度-创新”关系在时间上的多样性

“制度-创新”关系在时间上的多样性与技术对象的属性及技术对象的发展阶段相关。不同知识的创造和传播可能需要制度性行为者们不同的互动方式；新技术的支持者们要进入原有的信息流通机制，或创造一个新的机制，这就存在新的协调模式与已有制度框架之间的冲突。18世纪英国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意义的国家创新系统（Freeman，2002），其中熟练工匠在工厂内的地位很重要，因为当时大多数生产手段的发展，如水轮机、蒸汽机等，需要依赖工匠们个人化的技能积累（Lazonick，1990,2005）。但这一制度催生了工头控制生产过程的传统，后者在19世纪显著妨碍了英国的电力应用，因为电力网络所需的标准统一及相应的管理方式与工头控制并不相偕（Hughes，1983）。类似的冲突在技术范式变迁时尤为突出。当新技术轨道未确立时，开放性与多元性往往是成功转型的关键，这就意味着要打破一些原有的制度关系（Johnson，1992）。

但“制度-创新”关系在时间维度上并不是简单线性的新旧关系。创新和技术学习具有累积性，在一个国家的创新系统内，要实现科研、生产以及其他子系统之间新的互动渠道的构建、实现有效的信息流通都需要时间。譬如在二战之后，美国开始把对大学及公共基础科研的支持纳入政府的职责，加强了对基础研究尤其是与军工相关的领域的投入；而同期，日本社会各子系统的协同则全方位地以来自工业一线的需求引导创新投资。这种差异，使得20世纪70-80年代日本在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和电子产品的创新上超越了美国。而自80年代中期起，与军工相关的科技研发所推动的互联网等新技术的浪潮又赋予了美国优势。

美国优势的重得是因为它终于发展出了各子系统对新技术的协同支持，并不说是对某一创新相关账户的持续投入总能带来回报。英国与军工相关的R&D支出一直占其国内R&D的显著比重；但相比美日，该部门对英国经济发展的贡献一直都很有限。

2.“制度-创新”关系在空间上的多样性

在一个国家促进创新的一种制度安排，在另一个国家不一定有效。这种多元性反映了创新过程中不同行为者的互动关系是多元的，且镶嵌在更广泛的政治、文化及意识形态等等之中（Freeman, 1995,2002），各个子系统又有各自相对独立的发展规律；相比创新政策，文化、政治等子系统的演进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而且这些子系统又通过影响人们的认知而对系统演变的模式本身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单纯移植一两条政策安排的做法，其效果是需要审慎考虑的，更不能认为创新系统可以简单地在国家之间拷贝。名义上相同的两个制度关系，在不同国家里很可能具有区别显著的内涵，因为它们可能是经由不同的历史发展来的，与其他子系统有着不同的关系。

多样性还表现在，即便是在类似的外部环境面前，不同国家对同一技术对象依然有可能会发展出多样的、但却近似有效（或近似无效）的制度结构，可能会做出不同的政策安排，或由不同的行为者引领这些过程（Nelson,1993; Forbes and Wield, 2002）。在20世纪70-80年代率先抓住ICT范式革命的不仅是日本，瑞典等几个北欧国家在文化、政治以及基础科研投入上与美日均不同，但它们通过发展出一套扩散ICT技术、融合原有工业应用的机制，在机器人、通信以及金属加工等行业中都形成了独到的优势。

（三）创新系统的演进：制度与技术的协调演进

既然“制度-创新”关系应该因技术对象的不同而变化，那么伴随技术进步的应该是国家创新系统的持续演进。以美国为例，直至19世纪中叶开始发展大规模生产方式时，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进步都并没有在美国扮演显著的角色，当时美国的发展甚至并不依托于发达的工程技术教育，大部分工业领袖（如泰勒等）都并没有受过大学本科以上的研究性教育（Nelson and Wright，1992）。但自20世纪50-60年代起，美国在计算机、半导体等领域的绝对优势又充分体现了基础科研、大批受过科研训练的高级人才在其创新系统中的重要作用。正如我们提到的，系统的变迁需要时间积累，美国的这一转变起码要回溯到其政府在19世纪80年代开始扶持农业科研、全国性市场的形成催生了足以承担内部R&D中心的大企业、以及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高等教育持续的高增长并率先贴近工业需要调整了教学方向等这些因素（Nelson and Wright，1992；Lazonick，1990）。

制度与技术应当协同演进，但事实上实现了顺畅的协同演进的例子是很少的（Nelson，1994；von Tunzelmann，2003），更常见的是两者的不相协调而导致国家发展暂时掉队或持续落后。这令人想起李约瑟对古代中国技术领先地位丧失的解释（Needham，1954）。英国在面对自动化生产线和大规模生产技术时落伍使其丧失了工业领导者地位；工头控制、企业内部R&D羸弱是原因，但更根本的是其文化、教育及政治子系统对新技术范式的不适应（Hughes, 1983; Edqvist, 1997; Lazonick, 2005）；类似的还包括阿根廷在20世纪的落伍。

制度与技术在演进过程中的不相协调，首先可以理解为系统僵化。在微观上，这种僵化可能会表现为各子系统之间的协调失灵。不同的社会子系统，如政治、文化、金融等，除与技术进步有关联之外，又存在着相对独立的发展逻辑。因此在演化过程中，各个子系统之间可能会形成不当的结构却无法解散，如低效率的市场或糟糕的公共部门，或者虽然形成了有效的结构，但现结构却妨碍了更有潜力的行为者的进入（Pelikan，1988）。

怎么实现制度与技术的协同演进呢？学者们认为系统内的多层结构有可能是系统自身演化动力的源泉，即原本边缘化的一些制度关系和行为者得到强调而引致了系统变迁（Lundvall et al, 2002）。但具体制度性行为者们是如何认识到新问题（对应地，新的制度关系）的重要性，制度关系是如何重构或创造的？关于国家创新系统的演进动力，已有研究并不充分，我们将另文讨论这一话题。

四、结语

本文并不否认计量方法作为一种研究工具的价值；但其本身并不能替代制度分析和历史分析；而后者是使计量结果具有准确意义的基础。无视制度分析和历史分析的计量方法是对Freeman等学者所发展的国家创新系统范式的背叛（Freeman,1987）。中国虽已历经逾20年市场化改革，但其基本制度框架依然与西方工业国有根本不同。因此在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时，同样或类似的制度结构是否有相同或相似的制度关系，是必须要谨慎对待的。因此，中国要建设创新型国家，要从劳动密集型经济转为创新型经济，归根到底需要的不是在原框架下的增量建设，而是一个制度框架的变化。我们需要通过深入的历史研究来分析相关制度性行为者的互动关系，通过促进各个子系统对技术创新的协调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

来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