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出版的部分《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

“伪装书”：书中内容实为马列著作和党的文献。

2010年底、2011年初，中共中央编译局先后通过不同渠道购置了两份马克思的珍贵手稿，这不仅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研究的重大突破，更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奠定了坚实的文本基础。藉此，记者专访了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请他畅谈两份手稿收藏的过程，以及这两份手稿对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问：记得人民日报曾经在1983年3月9日发表过我国珍藏的三份马克思手稿，今天刊出的这两份手稿是不是我国新增的马克思手稿？

答：是的。这两份手稿是中共中央编译局于2010年底和2011年初购得收藏的，是我国最新增加的马克思手稿原件。我们在人民日报发表这些珍贵的手稿真迹，是代表中共中央编译局从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事业的学人们向党的90华诞献上的一份珍贵礼物。

问：在马克思逝世已经接近130年后的今天，能够收藏到马克思手稿原件，应当是件不容易的事吧？

答：的确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留下了大量书信手稿，这些手稿是人类珍贵的精神遗产。在过去100多年间，许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的知识分子为了保护、珍藏、编译、出版、研究这些珍贵的文献作出了不懈努力。

但到今天，马克思和恩格斯绝大多数书信手稿的归属已经尘埃落定。目前，约2/3的原始手稿保存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其他约1/3保存于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还有少量手稿散落在世界各地，被收藏者视为“珍宝”。所以，如果要想得到哪怕是一份手稿，都是十分不易的。

在我们购置这两份手稿的过程中，得到了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工作组和我国驻外使馆的大力支持与帮助。MEGA工作组的专家对手稿进行了描述和识别，确保了其真实性，使手稿得到了在国际上最具权威性的学术认可。

问：这样说来，这两份马克思手稿的确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物价值，值得特别珍视。

答：不仅普通群众，而且党的领导干部和理论家，都很难有机会亲眼目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手稿真迹。中共中央编译局有很多一生从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工作的著名翻译家，他们看到这些珍贵文献也激动不已。

为了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我们决定今年7月份在中共中央编译局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百年传播展览馆”中向公众展出这两份手稿，以及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珍贵文献，希望广大观众能够通过亲眼目睹这些传世珍贵文献，更深切地领略马克思这位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的伟人风采。

问：请简单介绍一下这两份手稿。

答：第一份手稿，是1876年10月16日马克思写给友人托马斯·奥尔索普的信，同时，这封信的另一面是马克思的夫人燕妮写给奥尔索普的信，原文都是英文。其中，马克思的这封信第一次发表于1970年《经济和社会》（日内瓦版）第四卷第十一期，我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50卷发表了这封信，而燕妮的信未曾发表过。信的内容主要是马克思和燕妮因奥尔索普的夫人去世而对他的慰问。

第二份手稿，是1878年6月25日马克思写给英国周刊《自由新闻》主编与发行人科勒特·多布森·科勒特的信。这封信原文也是英文，至今未曾发表过，属于新发现的马克思手稿。信的内容主要是马克思向科勒特借阅一篇抨击布赫尔的文章。

这两封信保存良好，字迹清晰。第一封信的最主要特点是在一张纸的正反两面分别写着马克思和燕妮的亲笔信；第二封信则是从未公开发表过的马克思的亲笔信。这是它们的文物价值所在。

问：这两份手稿除了在文物方面的价值，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和理论研究还有其他方面的价值吗？

答：众所周知，我们党一直高度重视理论武装和理论创新，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为了全面准确理解经典作家的思想，一代又一代翻译家和理论家一直努力追求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全部文献进行系统的翻译和研究，其中不仅包括当年已经发表的著作，而且还包括当年没有发表的著作手稿、通信、读书摘要等。其中，经典作家的各种通信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文献。

我们中国有句俗语，叫做见字如面。书信往往是人们表达真情实感的最重要载体。马克思的这两封信都不长，特别是第二封信很短。但是，它们对于我们更深刻地了解马克思的情感世界，更全面地把握马克思的思想还是具有很重要意义的。概括起来，我觉得这两封信的理论价值在于：一封信表达了马克思对朋友的“爱”，另一封则表达了他对反动派的“憎”。通过第一封信，我们可以领略伟人的革命情感；通过第二封信，我们可以领略伟人的革命情怀和革命立场。

问：您能先说一下马克思和燕妮对朋友的“爱”及其所展示出来的伟人的情感世界吗？

答：在这方面，我们收藏的第一封信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它向我们充分展示了马克思这位坚强的革命家丰富的情感，一种伟大的革命感情。这封信的收信人托马斯·奥尔索普，是英国交易所经纪人、政论家、民主主义者。他是意大利革命者朱泽培·马志尼、英国自由思想家查理·布拉德洛与安妮·贝赞特的朋友，曾同马克思、恩格斯一道援助流亡者。这封信是马克思、恩格斯与奥尔索普多封通信中的一封，除此之外，流传下来的还有他们之间的其他一些书信。这些书信中既有朋友之间的嘘寒问暖，也有关于国际形势的观点交流。

我们搜集到的这一封马克思夫妇的亲笔信，在字里行间流露出他们对失去亲人的朋友的关爱。当我们捧读这封信的时候，马克思夫妇对朋友的那份真挚感情跃然纸上，那样一种温暖情怀令人深受感动。而马克思和燕妮因奥尔索普的妻子去世，自然而然地在同一封书信的正反两面分别写下抚慰的话语，来安慰他们共同的朋友，则反映出他们之间志同道合的默契情感。我想，马克思在这里既表达出朋友间相互关心的情谊，更表达出一个真正革命者的伟大胸怀和高尚情感。马克思是这样劝慰痛苦中的朋友的：“我希望，您对人类的爱，您对全人类生活的热忱关注将帮助您经受住这个无法弥补的损失。”

问：请您再谈一谈，马克思书信中对反动派的“憎”是如何表达出他的革命气节、革命情怀和革命立场的。

答：第二封信中提到的“布赫尔先生”，即阿道夫·洛塔尔·布赫尔，曾因持有左翼观点而被判监禁，并流亡伦敦。而且在马克思与对手的争论中，他曾支持马克思的立场。然而，即便如此，马克思仍认为他属于“流亡者上层”，而不属于普通的工人流亡者。布赫尔返回普鲁士后，深受俾斯麦器重，进入外交部。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投入了那些可尊敬的‘国家要人’的怀抱”。布赫尔与拉萨尔关系甚密，曾为俾斯麦与拉萨尔的秘密会见牵线搭桥。布赫尔还曾试图拉拢马克思为普鲁士政府效力，邀请他为《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担任经济问题的伦敦通讯员，甚至提出稿酬由马克思自己定。布赫尔此举是按照俾斯麦的意愿，利用私人关系拉拢欧洲工人运动领袖，借此瓦解革命阵营。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马克思的生活十分拮据，常常无法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即便如此，他还是断然拒绝了这样一个充满诱惑力的邀请，并在报纸上发表了几封公开信，揭露布赫尔的所作所为。我们所收藏的这一封信就是马克思为了准备撰写揭露布赫尔的声明而向科勒特·多布森·科勒特索取相关材料。这封信同他的其他公开发表的文章及私人信件共同构成一个史料整体，反映出马克思对布赫尔的看法，也表现了马克思特有的革命气节、革命情怀和坚定的革命立场。同时，这封信还让我们看到，马克思如何为笔战而尽可能详尽地涉猎各种相关资料，而这正是他一贯的工作作风。这些资料都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更加鲜活地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和人品。

问：通过您的分析，的确能够看出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典藏的重要性，中共中央编译局在这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答：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典藏与研究是中共中央编译局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能够收藏经典作家的手稿真迹，无疑是经典文献典藏的标志性成果。不过，在现有条件下，想收藏很多经典作家的手稿真迹是不现实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典藏是一项内涵十分丰富的工程：除了手稿以外，世界各国各地以各种文字出版的各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信件、相关报刊、专题研究文献、相关理论家思想家文献、各种研究著作等等，都属于典藏范围。目前，中共中央编译局图书馆收藏有50多万册马克思主义专业文献，包含20多个语种，其中许多属于经典著作珍贵文献。这一图书馆目前已经成为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马克思主义专业图书馆，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中心之一。

中共中央编译局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典藏方面取得突出的成就，首先要归功于党中央的重视。长期以来，我们党始终把马克思主义文献看作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理论资源，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文献的收集、整理、研究和服务工作。1949年中央编译局的前身中央俄文编译局刚刚成立，党中央就以苏共中央赠送的8000余册图书作为奠基馆藏，在这里创办了马克思主义专业图书馆。60多年来，中央编译局图书馆一直得到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有力指导。毛泽东同志将自己收藏的100多册特精装本马列主义著作赠送给编译局图书馆；刘少奇、朱德等领导同志都曾到这里视察；邓小平同志亲自批示编译局图书馆可与国外相关机构建立图书交换关系。

与此同时，社会各界也对我局图书馆的建设给予大力支持，国内外许多机构和个人都向这里赠书。正是在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在一代又一代图书馆人的无私奉献和辛勤努力下，中央编译局图书馆建立起了比较系统、完整的专业藏书体系。我们的图书馆虽然从藏书数量上来看，只有50多万册，并不算多，但这些文献非常集中，基本都是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国际共运史有关的文献，其中有不少稀世之宝，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

问：这真的是一个理论宝库。应当说，社会各界对于这样一项基础性理论工程了解得还很不够。我们知道，中共中央编译局是我国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和理论研究的机构，这一文献典藏工程对于推动经典著作编译和研究的意义一定十分重大。

答：的确是这样的，这些文献典藏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事业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而高水平的经典著作编译成果，又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奠定了坚实的文本基础。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一个基本前提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本的中国化。系统的、完整的经典著作编译成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想资源、理论基础和源头活水。

在中共中央编译局成立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中，几代严谨治学、淡泊名利、无私奉献、追求真理的翻译家孜孜不倦，不懈努力，系统、全面地编译出版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50卷、第二版21卷（正在编译出版，预计出70卷），《列宁全集》第一版39卷、第二版60卷，《斯大林全集》13卷，《马列主义文库》21种，《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列宁专题文集》5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二版各4卷，《列宁选集》第一、二、三版各4卷，《斯大林文选》上、下册，以及各种版本的文选、专题文集、言论汇编、著作单行本，等等。其中，1984—1990年编译出版的《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比《列宁全集》俄文第五版卷次和收文还要多，成为我国自行编辑的、迄今为止在全世界各种列宁著作版本中收载文献最丰富的版本。

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最多、最全的国家。

从20世纪60年代起，中央编译局还承担了中央文献翻译事业，多语种大量翻译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著作、各种重要会议文件，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重要政治文献，其中包括英、俄、法、西、日文版的《毛泽东选集》（共5卷）、《周恩来选集》（上、下卷）、《刘少奇选集》（上、下卷）、《朱德选集》（共3卷）、《邓小平文选》（共3卷）、《陈云文选》（共3卷）和《江泽民文选》（共3卷，已出版第一卷），中国共产党自八大以来历届党代会主要文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自五届一次会议以来历次会议主要文件、全国政协自八届三次会议以来历次会议主要文件，等等。这些翻译工作为向全世界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介绍党和国家在不同发展时期的方针政策、施政方略、基本国策和突出成就，作出了重要贡献。

问：您的介绍让我们很感动，中央编译局代代传承的优秀翻译家和理论家群体，几十年如一日，默默无闻地为党的理论创新作出了十分突出的贡献。祝愿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典藏工程和编译事业取得更大的成果！

答：谢谢，我们会一如既往地努力。

最近，我们又启动实施了新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工程”，在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中央编译局申报的“国内外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整理与研究”正式获得立项。

同时，我们正在加紧推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的编译工作，以及其他经典著作版本的修订工作，并且正在与中组部、中宣部联合编写出版《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选读党员干部读本》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选读学习导读》。我们还在全面开展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世界社会主义、世界政党政治、国际发展战略、中国社会发展与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努力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