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白话报》是辛亥革命党人最早运用白话文宣传的报刊之一。

在辛亥革命党人所进行的推翻清王朝的斗争中，与暴力手段（包括起义和暗杀）所紧密配合的另一种方式，就是进行革命舆论宣传活动。如果把辛亥革命运动比作一驾马车，那么，暴力斗争和舆论宣传便是缺一不可的两个轮子。就后者而言，其宣传的效果又是与策略手段的运用密切关联的。总的看来，当年辛亥革命党人舆论宣传的策略手段有着较高水平，试从下列几个方面简要论之。

一、演说鼓动者多为高水平的革命演说家，孙中山、秋瑾等人的演说可谓宏论滔滔，荡人心魄

舆论宣传的主要方式不外口头和文字两种。口头宣传对于辛亥革命党人来说，是最为日常化的一种宣传方式，他们从不乏这方面的高手。像孙中山自年轻时就有很好的口才，说话颇具鼓动性和吸引力。有知情者忆述，说他逢事“议论滔滔”，“九流三教，皆可共语”。据孙中山自述，早在香港学医期间，他便与同道“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词，无所忌讳”，“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数年如一日”。及至他后来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之后，随时随地的口头宣传工作更是做得有声有色。

聚众演说，更是辛亥革命党人进行口头宣传所特别重视利用并得以大显身手的方式。其党人中还有诸多堪称革命演说家的人物。像女杰秋瑾，“每大会集”，“必抠衣登坛，多所陈说，其词淋漓悲壮，荡人心魂，与闻之者，鲜不感动愧赧而继之以泣也”。以撰写《革命军》而声名大震的邹容，也具有这样的演讲感染力，有谓“凡遇学生开会，容必争先演说，犀利悲壮，鲜与伦比”。与邹容结为忘年交的章太炎，作为“有学问的革命家”，也是演讲高手。“苏报案”出狱后到日本，他利用革命党人和留学生集会欢迎的场合，作慷慨激昂的长篇反清革命演说，令听者荡气回肠，为之感奋，当时天正下雨，听讲者数千人竟“咸植立雨中，无不动容”。

文字宣传较之口头宣传更有其无可替代的优势。尤其报刊这种新兴的大众传媒形式，更为辛亥革命党人所重视。早在1899年，陈少白就奉孙中山之命在香港筹办起《中国日报》，该报“宣传排满，做革命党喉舌”，即使其副刊上的文字，“不管什么题目，内容都含有民族性的排满思想在内，为一般读者所爱读”。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革命报刊更是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从内地到港、澳乃至海外（尤其集中在日本），简直是铺天盖地。仅据曾亲与其事的冯自由在《开国前海内外革命书报一览》所列举，清末时各种形式的革命报刊即有110多种。

除了报刊媒体之外，书籍也是辛亥革命党人所注意利用的文字宣传形式。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中，需要花费较长时间运思和累积性写作的专深著述相对较少，多的是短小精悍、通俗易懂的宣传品。其中既包括像章太炎的《訄书》那样的具有相当专深学理蕴涵的著述，也有像刘成禺（汉公）的《太平天国战史》那样的借史学体裁来为反清革命张本之作，而更多的则是直截了当地宣传现实革命的读物。可以说当时的革命书籍既具有针对不同层面读者的形式多样化特点，又有着异曲同工地宣传革命的统一内容指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