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由于大量档案史料的公布，特别是党的实事求是原则的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共党史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进步——

新世纪以来的十年，由于大量档案史料的公布，特别是党的实事求是原则的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共党史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兹将有关热点择要综述如下。

关于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

建党前后的“问题与主义”论战和社会主义论战受研究者关注，不少文章提出了新观点。

除国内的研究外，2006年日本学者石川祯浩著、袁广泉译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出版，引起党史界的关注。学者们充分肯定了作者的宽广视野、不囿陈见的创新精神和细致的分析考证功夫，肯定了它的史料价值。同时，对其中的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在对中国共产党建立过程中内外因素的关系的认识上，田子渝、占善钦、李丹阳、刘建一、王素莉认为该书的一个最大问题是外因决定论。萧超然认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国际契机固然重要，共产国际的帮助也起了促进作用，但中国共产党是近现代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内因。即使没有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中国共产党也未必就建立和发展不起来。

关于根据地政权建设经验的研究

张侃以1929-1934年的赣南闽西根据地基层政权建设为考察对象，揭示了中共怎样改变基层社会控制力量，从血缘性宗族这种传统的基层控制模式转化为从上而下一体化的国家模型，达到国家建设目的。笑蜀考察了党内政治生活的变化和1935年至1945年10年间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政治建设的艰难历程，充分肯定了边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的民主特色。吕波详细考察了陕甘宁边区三三制政权中的开明绅士问题，探讨了他们参加政权的原因和参与民主政权建设的主要形式。

关于大革命时期党内合作的争议和探讨

如何评价大革命时期的党内合作，是党史界至今仍在争论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国共“党内合作”策略应给予肯定。历史地观察这一合作方式可以看到，它既有相对的合理性,并在合作后带动了国共两党的大发展和中国大革命的掀起,取得了国民革命的新成果;也由于共产国际、苏俄代表认识与导向失当,使中共在合作后处于从属地位,客观上导致诸多矛盾迭起、胶着,最终引发国共合作破裂和大革命失败。有的学者认为党内合作战略是共产国际、中共党内不同意见和矛盾融会、和合的结果,体现了“和而不同”的文化精神,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大方向。但它并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策划,因而导致实践中产生许多难以克服的问题。有的学者则对党内合作作了否定的评价，认为大革命失败的原因虽是多方面的，但党内合作无疑是一个更直接的原因。因为争取国民党的领导权与帮助国民党改组,遵守国民党纪律与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是一个二律背反的公式。这种合作形式，使中共争取国民党内的领导权，亦即争取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几乎变得完全不可能。

对共产国际的评价趋于客观全面

以往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多集中在共产国际与三次“左”倾的关系上，且几乎都是否定的。近十年的研究能够客观全面地看待共产国际的作用，指出了它对中国革命指导中正确的方面。王新生、蒋国海认为，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从酝酿到起义都是在联共（布）、共产国际的指导下进行的，总的看，虽然有脱离中国实际的地方，但也给予了中共很大帮助，为土地革命战争兴起做出了贡献。

对我党处理福建事变问题的评价有新评述

以往学术界对中共中央处理福建事变的决策是全盘否定的。黄道炫在对临时中央与福建事变关系的评价上，没有采用通常的完全否定的看法，而是对中共与福建事变的关系作了具体的描述，对处理事变中中共决策的得失作了客观的分析，认为事变发生后中共各级决策者心态十分复杂，实际决策也是谨慎有加。在政治上公开的表态中确有“左”的东西，但其真实态度是欲拒还迎。在军事上也做了些配合，只是由于力量对比过于悬殊，加上福建事变的领导人决策错误，使这种军事上的合作没有奏效。作者所论颇有新意。

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原因，仍见仁见智

经过几十年的研究，西路军的由来及西征经过已经基本清楚，但对西路军失败原因的认识上，仍是见仁见智。董汉河对西路军的组成和失败原因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认为组建西路军是历史的合力和机缘造成的，导致西路军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是历史的合力。包括对黄河以东红军主力的策应，耽误了西进的时间，消耗了西路军的实力；建立河西革命根据地是西路军无力同时完成的任务；西安事变后变幻莫测的国际国内形势对西路军的致命影响；敌我力量悬殊，且敌人力量有增无减，“拼战甚坚决”,西路军有耗无补，进退失据。上述总结是比较全面的，如再能对共产国际援助的变化、西路军本身在执行打通路线的任务时处置上的得失作些分析，可能更全面。

对延安整风评价进一步研讨

在延安整风发动的动机和目的上，有的观点认为是整王明，是为了防止王明夺权；有的认为整风的目的是为了树立毛泽东的权威；也有的认为是整共产国际和苏联的风，通过整风摆脱苏联的影响。李东朗认为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动机，是从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战略高度和反对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的迫切性考虑的；整风的目的是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延安整风中确实出现了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萌芽，但应正确地看待这个问题，不能因此而否定整风运动。延安整风对党的建设、对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作用是非常显著的，把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错误整个归结于延安整风是不正确的。

关于中共为何能成功争取东北的研究，走向深入

解放战争迅速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战争初期在争夺东北的较量上，中国共产党大胜国民党。但是对中共为什么会成功地争取东北，以往的研究远不够具体深入。金冲及对从抗战胜利前夜到内战爆发期间关系全局的环节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在争夺东北的极其复杂的较量中，正确处理各种矛盾，通过正确决策赢得主动，从而奠定夺取全国胜利的基础的。对争夺东北中的重大战役四平之战，党史、军史作了肯定的评价，但对战役的背景及后果着墨不多。杨奎松对蒋介石和毛泽东决策的背景、作战经过及影响，作了全面考察，回答了为什么一向主张不争一城一地得失、以最大限度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为目标的中国共产党会拼全力打一场城市保卫战，为什么国民党此役胜利后却没有乘胜北上、夺取全东北等复杂的问题。

关于斯大林是否曾劝阻解放军渡江

三大战役结束后，斯大林是否曾劝阻解放军渡江，主张“划江而治”？这是党史界长期争论的问题，至今仍存在严重分歧。薛衔天认为“劝阻”说并非空穴来风。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从1948年春天起,不断向国民政府的官员和美国驻华大使等散布要在国共之间进行调停的信息。“劝阻”风源就是斯大林。韩国学者金东吉根据他在俄罗斯查到的斯大林与毛泽东往来函电的原件以及其他原始文件的内容,认为斯大林确曾有过“劝阻渡江”之举。2006年俄罗斯科学院齐赫文斯基《1949年1月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函电往来》的译文在国内刊物登载后，否定“劝阻”说开始占据上风。

关于新中国三大政治制度的由来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新中国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但是当年怎样选择和确立的，并不是很清楚。陈扬勇运用新公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档案史料，叙述三大政治制度形成和确立的历史过程，分析了特色。作者还对放弃联邦制采取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因作了较全面深入的分析，有益于正确理解党的这一重大决策。在多党合作制度的形成上，一般认为自1944年中共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起，多党合作的思想是一贯的。《毛泽东同斯大林往来书信中的两封电报》的译介，使人们看到党并不是一下子就正确地认识和解决了这个问题。在毛泽东1947年11月30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确曾有过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中共以外的所有政党都应离开政治舞台的想法。这个思想与其在此前和此后的思想不衔接，使研究者困惑。龚育之对此作了分析，认为从已披露的档案看，没有根据不承认毛泽东1947年11月30日电报中那段话的存在。毛泽东的上述想法是在民盟已经解散的情况下产生的，但很快就放弃了，明确了联合中间派的决策，并在1948年3月15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通报说准备成立中央政府，并吸收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参加政府。因此米高扬报告说中国共产党在收到斯大林1948年4月20日发出的复电后才改变对民主党派的政策，是没有根据的。应当说，联合民主党派建设新中国的决策，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作出的。

关于从新民主主义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原因

近十年关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进行过渡研究的进展，集中在对工业化与过渡的关系的认识上。朱佳木认为，新中国建立后，党之所以决定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根本原因是编制五年计划时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并得到了苏联在技术和设备制造上给予全面援助的承诺；而实际过渡时之所以又被提前，主要原因也在于要使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尽快适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需要。和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原因的分析相关联，庞松通过对1953年5月李维汉关于《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调查报告的研究，对党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认识和决策过程作了分析，认为提前过渡之所以能够付诸实施，还和党和毛泽东找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船”和“桥”，即过渡的途径有关。在过渡的途径问题解决后，1953年6、7月间，毛泽东主持召开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正式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者对李维汉的调查报告与过渡时期总路线决策的关系，作了清晰描述，对全面认识这一段历史因由很有帮助。武力认为除了社会主义理论局限和国际环境的影响外，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对赶超型工业化战略的选择，而新民主主义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体制和公私兼顾政策所形成的均衡发展机制，并不能有效地保证这种战略的实施。

对八大决议被否定有新看法

几十年来，学术界对八大决议轻易被否定的原委一直没有搞清楚。对此，学者们进行了较多的探讨。齐卫平认为八大虽然对社会主要矛盾作了结论,但大会主题报告没有涉及这个问题,大会议程中没有就此问题进行讨论,因此,该结论在形成之初就未达成共识。党的主要领导人对八大路线的认识存在分歧,毛泽东虽然批准了八大的政治报告,但是对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结论并不赞成。韩钢认为八大政治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实质的表述，是胡乔木在决议最后修改时加上去的，并未征得毛泽东的同意，而正是这句话，为毛泽东后来所一再反对。作者概述了毛泽东的变化过程，认为毛泽东否定八大决议，除了理论上和逻辑上的原因外，还有两个背景性因素要考虑，一是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后，还存在很多遗留问题。二是1956年下半年，党内和社会上对合作化、对社会主义改造、对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有“疑问”。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研究成为热点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提出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研究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热点。王伟光指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一方面提供了正确认识人民内部矛盾、深刻理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任务的思想指南；另一方面，提供了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指南。有些学者还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处理不同信仰之间的矛盾等视角，分析了这一文献中的理论创新、经验教训和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