耻感文化与人的行为模式

人是以群体方式生存的，人的各种行为受其内心价值判断的制约，但人内心的价值判断又往往受外部世界的影响。中国传统耻感文化不仅向内要求人慎独内省、行己有耻、崇尚操守，而且向外要求人改过迁善、见贤思齐，形成了立足于耻感文化的社会道德评价机制，从而影响着人们的社会实践。

改过迁善、见贤思齐的道德修养模式。这是建立在耻感文化基础上的内省机制的外化。人知耻而有所不为，是道德修养的第一步；再进一步，就是在立身行事时做到改过迁善、见贤思齐，最终达到“至善”的崇高境界。这是无数往哲先贤所追求的道德修养模式。儒家关于改过迁善、见贤思齐的论述很多。如孔子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论语·季氏》）意即看见善的言行应该想着自己怎样达到，看到不善的言行应该赶快避开。孔子所说的“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等，都已成为千古不易的至理名言。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这里谈的也是改过迁善、见贤思齐的道德修养模式。立足于耻感文化而形成的改过迁善、见贤思齐的道德修养模式，对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起着激浊扬清的整肃作用，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宝贵遗产。

建立在耻感文化基础上的社会道德评价机制。立足于耻感文化，中国传统社会事实上形成了一种社会道德评价机制，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比如，北宋周敦颐认为，人生之大不幸就是“无耻”，因为无耻乃是不仁的表现。朱熹对此解说道：“知耻是由内心以生，闻过是得之于外。人须知耻，方能过而改，故耻为重。”（《朱子语类》卷94）欧阳修称廉耻乃“士君子之大节”。（《欧阳修集》卷130）纵观中国传统社会，凡是丧失廉耻之人都会遭到全社会的谴责，无德、无耻之徒都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种社会道德评价机制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耻感文化与中国历史的发展

耻感文化的心理基础在于人们对自己的行为具有一种责任感，社会基础在于人们对社会行为规范能达成共识。中国传统耻感文化作为中国古代哲人对于人生的一种高度抽象，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传统耻感文化特别强调礼、义、廉、耻，力倡知耻而勇、知耻则有所不为，并且使耻感文化广泛地深入到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人士的内心之中，体现在各个群体的行为之中，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选择，进而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中国传统耻感文化不但对人们的日常生活、社会交往有着巨大影响，而且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也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在中国历史上，每当时代发生巨变、民族蒙受苦难的关键时刻，耻感文化都是挺起民族脊梁的重要支柱。尤其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屡遭外敌侵略，蒙受巨大的民族屈辱。在无数志士仁人为民族的独立和复兴而奋起抗争的大潮中，耻感文化是促使整个民族奋起的重要内因。在民族危难中，“勿忘国耻”成为高昂的时代主旋律，显示了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共御外侮的坚强决心。

当前，我们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培育文明风尚。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人心中的耻感逐渐淡化甚至出现了道德滑坡现象。有鉴于此，我们党提出了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这是对中国传统耻感文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重大发展。在新形势下，我们要以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需要认真发掘、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耻感文化的积极因素，将其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这对于我们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无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作者为黑龙江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