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新左翼评论》主编佩里·安德森认为，实现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成功替代，首先必须从价值、所有权和民主三方面着手批判新自由主义。他指出，在价值的问题上，我们必须强调平等原则是自由社会的中心准则。在教育、劳动、居住、健康等方面，市场不可能保证所有人获得最起码的保障，只有通过国家的社会再分配政策，才能维护弱者的正当权益。在所有权问题上，也并不意味着财产的私人所有必须采用传统的资产者所有制形态，人们完全可以创造出人民所有制形态。在民主的问题上，他也与新自由主义者的观点截然相反，他认为，坚持要多一点民主不等于说，我们把现有的代议制民主当作尽善尽美的人类自由的崇拜偶像，民主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完善和发展。

大卫·哈维和伊藤诚等人则认为，尽管“还要做许多工作和宣传鼓动”，尽管需要“人民群众的努力”，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国际上通力合作”，但是现在应该是明确提出针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社会主义替代方案”的时候了。萨米尔·阿明还这样专门告诫外围地区的人民，“既要消除认为发展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环境下是可能的这样的幻想”，也要消除向后而不是向前寻找替代的幻想，只有这样，“另一个世界，一个更好的世界”，才是可能的。他还指出，在当前的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下，尽管会遭到严重的困难，外围地区的人民的当务之急还是要努力重建他称之为“人民万隆会议”的“南方反对帝国主义和美国武装进攻的联合阵线”，在他看来，这在当前才是“真正的替代”。

因此，迄今为止，在世界替代运动内，关于所谓“后新自由主义时代”的解决方案，按照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经济学教授凯茨的话说，“人们明确提出了两种相互对立的不同前景”。他认为，凯恩斯主义的替代方案是要推行资本主义的调节机制，而激进主义的观点则是要推行平等主义的目标。不过，他也认为，要使这些平等主义的目标充分实现，必须超越资本主义制度。只有这样，才能推动消灭贫困和不平等现象所必需的变革。一种没有带来社会变革而只要求国家进一步干预的做法，并不能减少人民的痛苦。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