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詹姆斯·佩特拉斯看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不过是一切旧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延伸与继续。如果它有什么新奇之处，那就只是这种旧关系的‘再继续’与‘再扩大’。”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伊藤诚也认为，新自由主义的许多经济理念尤其是它关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容”的观点，是一种陈腐的传统经济理念。在他看来，中国“构建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制度”的成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关于新自由主义兴起的原因，美国经济学家大卫·科茨着重从资本主义竞争结构变迁的角度作了分析。他认为，全球化进程所致的世界资本主义竞争结构的改变是新自由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兴起的最重要原因。他指出，在全球化进程加剧了大公司大银行竞争压力的情况下，虽然管制主义从长远看更能有效促进资本积累，更符合大企业的长远利益，但它们却更急功近利，更倾向于支持任何减轻税负、放松管制等使其能够与全球对手进行有效竞争的措施。在他看来，正是因为大企业大公司不再支持国家干预并转向新自由主义，才使新自由主义理论及其政治经济政策大行其道。此外，他还把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运动的削弱、国家社会主义的消亡和资本主义长期以来未爆发大规模经济危机视作是新自由主义兴起的三个重要促进因素。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则从理论宣传的角度阐明了新自由主义兴起的原因。他认为，关于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如今之所以变得如此耳熟能详，是因为这里面有一场广泛的思想灌输工作。一些记者或普通国民是消极地参与其中，而一定数量的知识分子积极参与了这项工作。这种旷日持久、潜移默化的强加，通过浸渗，制造了一种真正的信仰。他指出，有越来越多的相关研究著作表明，在英国和法国，知识分子、记者和商人联手进行了一项持久的工作，将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强行确立为天经地义。因此，在他看来，这种人为炮制出来的新自由主义的实质，无非是“把所有时代、所有国家最经典的保守主义思想假设，罩上经济理性的外衣。”詹姆斯·佩特拉斯也认为，在全球范围内兴起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作为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经济战略的根源，是国家权力支持的意识形态项目的结果，不是市场的自然发展。